本报告（为二十大而作（之二））是（为二十大而作（之一））的续篇。上一篇主要是提出我国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即在消除了我国现行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之后下一步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最主要的任务是消除相对贫困人口。本报告主要是阐述下一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中如何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本报告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就和失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着资本的稀缺性。进而提出我国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百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资本的发展，包括公有资产逐步推进资本化；大规模引进境外资本而不仅仅是对外贷款；特别是私有资本的长足发展。这三类资本的发展大大缓解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资本的稀缺性。
由于当前过高收入的来源主要是私有资本，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待私有资本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报告提出私有资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之一。并同时提出私有资本具有二重性，即与共同富裕相一致的进步性和与共同富裕相悖的倒退性。
根据上述分析，本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理论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存在价值形态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和剩余价值。其本质差别在于社会主义分配给劳动者的不仅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而且包含部分剩余价值。
在此基础上本报告最后提出十余项政策建议。其原则是降低居民收入税收负担，提高对过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力度，加大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同时，加大鼓励资本投向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领域的力度，以此促进过高收入用于符合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投资，更多地增加社会财富，同时加快消除相对贫困人口，推动宝塔型共同富裕收入格局尽早实现。
联办财经研究院自2020年7月启动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课题，在研究院专家顾问团队指导下，经过十多个月的努力，于2021年5月完成《关于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建议》（为二十大而作（之一））。这份报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关于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和实现这些指标的时间表。这是在我国较早提出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建议报告。该报告充分肯定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我国现行标准”是2015年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标准。这个国际标准根据人均GDP的高低划分档次。随着2021年我国人均GDP提高到12000美元，绝对贫困的国际标准也从年收入4000元人民币（1.9美元/人天）提高档次，达到13000元（5.5美元/人天）左右。虽然市场汇率的变动对此指标有显著影响，但是，我们明确消除我国现行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成就伟大，而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远未实现，消除相对贫困人口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在（为二十大而作（之一））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实现几代共产党人期盼的共同富裕目标战略中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提出新建议。这个领域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而且主要是私有资本，因为在我国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对象主要是私有资本的收入。对于公有资本（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境外资本以及改革开放的制度将另行研究。
毛主席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通过每一个循环都将认识上升到高一级的程度。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只要坚持此种循环，就可以不断提高。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说明当对更高级的事物认识了之后，会提高原先对低级事物的认识。社会主义的百年实践和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如同马克思和毛主席所说的，在不断循环中持续提高认识，而且在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成了新的认识之后，也就同时提高了对前一阶段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本报告在对几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产生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就明确提出，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因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十年的实践虽然都努力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拥有独立工业体系的强国，但是在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信息资本发展的路径上始终还没有形成战胜资本主义的生产率，而且都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历史证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资本存在严重的稀缺性，而计划经济中在民生和积累的分配中通过减少民生的份额而增加积累的份额就是要尽可能缓解资本的稀缺性。苏联的解体更引发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反思并坚决放弃了计划经济，而努力去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路。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扩大资本的来源和效率，更大力度地消除资本的稀缺性。
四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虽然还没有形成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但是资本稀缺性显著缓解，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给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带来了可能，特别是我国已经有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也为尚未摆脱相对贫困的几亿人带来了希望。人民不仅看到了国强，也开始看到民富，共同富裕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前景。
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十年实践之后，我们再深刻领会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内涵，回顾和思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就和失误，可以认识到一个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严重的资本稀缺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这样的成就，本报告认为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贡献就是大大地减轻了资本的稀缺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没有资本，无论是使用价值形态还是价值形态，生产力是不能发展的。资本主义价值形态的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财富远超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用价值形态的公有资本所形成的生产力也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形态的私有资本。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形态的资本（包括公有资本、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所形成的生产力远超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本报告认为私有资本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超越计划经济时期最重要的缓解资本稀缺性的因素之一，因此判定私有资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之一。
研究院在上一篇报告的结束语中提出，将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并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的标志，2050年之后我国将力争迈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因此，至少在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要对私有资本的性质做出准确的理论判断，再以此为基础制定出领导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境外资本共同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三十年计划经济和四十年市场经济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创新所形成的生产率仍然远高于我国。消除科技水平的差距仍然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资本的稀缺性仍然十分严峻。
本报告通过对我国四十年私有资本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要从计划经济中的使用价值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私有资本则具有进步与倒退的二重性，确认进步性才能引导私有资本为实现共同富裕作贡献，确认倒退性才能防止私有资本背离甚至破坏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挑战是能否建立并实施有效的“分类导向”的政策体系，从而使私人资本与公有资本、境外资本进一步消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本的稀缺性，加快提升我国科技水平，形成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研究院坚信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包括领导私有资本，在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制度在中国再次萌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已经改弦更张，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理论争论。这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关系。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理论创新，而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中资本是一个核心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十月革命后一百多年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得出一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资本存在稀缺性的理论结论。
马克思基于“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只能获得工资形态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即：必要劳动），而资产阶级占有利润形态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并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要素——资本。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稀缺性理论包括资本在内。根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要实现全体居民共同富裕的设想，显然全体劳动者获得的按劳分配的社会财富绝不仅仅是社会必要劳动的部分，一定包括相当份额的剩余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本质区别的基本结论之一。
由此得知，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创造出等量的社会财富，那么社会主义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总量必然少于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主义价值形态的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存在稀缺性，那么，社会主义中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稀缺性比同等总量的资本主义更为突出。实际上，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都是在落后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战胜资本主义，在社会总财富量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生产效率还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下，一定需要投入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革命成功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不仅社会财富总量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效率也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稀缺性表现得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峻得多。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工业部门国有化，粮食专卖和余粮征集，取消一切商品贸易，实行义务劳动制，生活必需品由国家集中分配，等等。相当于实行了最严格的计划经济。四年苏维埃保卫战取得胜利，但也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列宁从危机中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不能保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是行不通的。于是，列宁决定放弃调整国家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包括大工业企业组建托拉斯实行经济核算，中小企业非国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有资本自由发展。特别是在坚持不允许资本主义国家在俄罗斯投资的前提下，向资本主义国家贷款购买先进机器设备及相关的技术和专家服务以建立工业体系，再通过出口苏联的矿产品偿还贷款；同时给予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以特许经营权（典型实例是哈默的铅笔和钢笔厂），等等。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增加包括私有资本、境外资本和国有企业资产资本化在内的资本总量。这说明列宁已经认识到，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确存在严重资本稀缺性问题，只是他没有使用“稀缺性”这个经济学术语。
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大幅度增加了资本总量，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取得了成功。新经济政策仅仅实施了三四年时间，列宁就总结出两个阶段的历史经验，认为对苏联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进而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之所以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设想，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生产力水平差异问题。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很快爆发革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期并没有实现，相反，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联合起来企图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列宁清楚地看到，在俄罗斯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他所领导的一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率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明确提出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说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那么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也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实践中他做出判断，“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提供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无论是数量还是效率都不具备这个能力。
斯大林于1925年开始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国内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仅仅是“过渡性”政策，目标是“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籍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为此，他首先实施所有制革命，在国内建立国有制的工业体系，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消除小农经济。同时，逐步用赎买方式回收外国企业拥有的特许经营权。但是他深知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稀缺，仅仅依靠国内公有制经济提供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是远不能满足建设社会主义并追赶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的。因此苏联大量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引进先进工业设备和技术。
1936年，苏联宣布实现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正式结束作为过渡的新经济政策，经济体制上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农村的土地全部实现了国有化，全部取消了外国企业在苏联的特许经营权，实现了从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斯大林认为计划经济以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将使苏联获得战胜资本主义的生产率。
历史证明，苏联计划经济体系很难产生基础理论和原创技术的突破，无法形成战胜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苏联的国营企业财务制度连很低的折旧费和大修理基金也要上交国家集中使用。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样提取的积累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企业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工业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都是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尽管苏联在某些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和美国竞争的实力，但是在金融资本竞争力和信息技术竞争力上与美国相差甚远。这是苏联计划经济生产率远低于美国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在面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存而且处于谁战胜谁的形势中，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稀缺性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加突出。因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财富存量远远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增量的多少取决于生产率中最主要的一项使用价值形态的生产要素，即所谓第一生产力：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这些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实践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没能提供足够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以形成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在对外关系上，斯大林领导的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没有形成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二战后，苏联拒绝参加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并带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之外建立了一个与之平行的经济体系。这个平行体系运行了四十多年，始终没有形成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两大体系的竞争中，这个平行体系最终不战而败。
1．过渡时期
1953年，中国共产党没收了官僚资本几百亿资产，从苏联获得了三亿美金的贷款及100多个援助项目。毛主席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毛主席认为，农村实行合作化，城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升生产关系的水平，可以动摇私有制基础，提高生产力。在这个时期，为了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农业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成工业体系，毛主席对国民财富的分配制定了“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方针以及五项制度， 同时，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24亿资产推行每年1.2亿利息的赎买政策，而且明确凡属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案件均须获得全国工商联同意后方可判决。对这24亿资本采取小心翼翼的保护政策。在1956年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就宣布结束过渡期而迈进社会主义阶段。
2．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一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思考探索。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毛主席就带领全党启动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研究。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为代表的经济领域的探索，最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系列基本问题的重要思考和判断。毛主席认为苏联太慢，中国找到了比苏联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可以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表明毛主席准备提升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理念已经形成，主要是人民公社要在五年内全面实行社有化，十年内实行国有化。
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毛主席认为可以更快地向共产主义迈进，对我国生产力的提高，他也有乐观的预期：可能不用三年就提前十二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可能在三年内基本实现计划十二年时间完成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毛主席认为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成就是在生产关系上废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所有制体系而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主要是国内五项制度的积累，还有苏联的贷款和援助。而50年代后期，苏联的资金和援助都没有了，虽然损失了很多民生资源，提取了较多的积累，但是生产关系的失误浪费了巨额的积累。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有效投资远远少于50年代前期。
回顾这段历史，寄希望于提升生产关系加快发展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缺少了苏联资金和援助的条件下，为了增加积累，只能进一步减少改善民生的社会财富。这就说明当时我国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稀缺性是何其严峻，也说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快发展形成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是何其艰难。
从1958年下半年起，一些负面经济信息陆续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中央。毛主席召开若干次会议讨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错误。但是，总体上是在政治高度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对基层一些过“左”的表现予以纠正，并没有改变“政治挂帅”“群众运动”推进农村人民公社向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原则方向，仍然坚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国民经济高指标。庐山会议后，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也还是更加泛滥起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在1959年开始呈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开始冷静下来，开始改变加快生产关系的提升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的理论认识。
从1960年底到1962年中，先确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事实上就否定了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理念。最后确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至少三十年不变，大幅减少对农民的粮食征购量，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等。
特别是对中国的发展速度问题上，毛主席转变了1958年对中国发展急于求成的理念，相应地就缓解了资本稀缺性的压力，可以适当减少积累而增加民生改善。
根据国民经济统计数字，1958年至1960年的国民收入中年积累率接近40%，比“一五”期间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年均24%提高了四分之三左右。毛主席决定将1962年的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0.4%。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落后的农业国对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需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压低民生到出现相当数量的非正常死亡，积累也不足以支持过高的发展速度。毛主席开始意识到不能为了提取积累而改善民生过少。
回顾历史，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为代表的失败，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急于求成的失误是最主要的主观原因。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解放战争提前胜利，过渡时期任务提前完成，几千年落后的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缺乏经济建设经验又强烈希望尽快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内在各项具体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有些领导干部的意见被毛主席批评后总是自我检查，是自己跟不上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同时，也确有一些党员干部作风败坏，说假话。比如小高炉，使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比如高产卫星，则危及农民生命。在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严重缺乏的条件下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从中央到农民都开始反思如何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对在农业生产关系上要退到何处，提出了许多差异很大的不同意见和建议。在这种不同意见和建议中做出抉择，不但要纠正以前的错误，还要使最后的抉择被今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一抉择的难度可以说不亚于尚未实践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
其中最艰难的抉择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确定。仅就核算单位就存在五种不同的建议：“公社核算—大队核算—生产队核算—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毛主席认为分田单干必然导致农民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少数农民会发展成富农、地主，资本主义就会占领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就会在农村失败。他又认为包产到户会使军烈属、五保户等缺乏劳动力的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最后一定会走向分田单干。因此他在与多数省委书记讨论后，断然否定了包产到户，更不必说分田单干了。他认为占总面积7%的带有私有性质的自留地不会影响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式，而必然是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形式可以在实践中试验探索，但决不能允许几亿农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1964年，毛主席提出建设三线问题，而且强调“现在搞不搞三线就像大革命失败后愿不愿意下农村的问题，愿不愿意革命的问题”。根据毛主席这一战略性判断，国务院削减对农业的投资用于三线建设。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鼓励农民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依靠国家投资生产农产品，并且为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提供更多的积累。有一些省委书记请示，也要在本省实行大寨大队的体制，从生产队核算上升到大队核算，收回农民的自留地，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毛主席保持着冷静，始终没有批准。
同时，毛主席还进一步压低当时国家计委报送的“三五”和“四五”计划的规模，比如把“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从1080亿元降低到850亿元。在这个时期，除了在生产关系领域保持稳定，坚持长期不变和压低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以外，毛主席还有两项重要决策。
其一，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增加了民生的比重，减少了积累的比重，但仍然坚持“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战略。实际上，五项制度的实施、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和备战的需求导致农民的负担仍然在逐年加重。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品供应情况越来越恶化。1960年，苏联的贷款用完，新的贷款没有来源，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不得不减少改善民生的资源以保证已经大幅减少的投资需求。
其二，70年代初期，毛主席邀请尼克松访华，调整了我国的国际关系格局，备战压力减轻，提取积累的压力减轻。而且很快实施了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计划总额为43亿美元的26个大型技术设备方案。引进化肥项目以增加农业生产中化肥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引进化纤项目以化纤替代棉花解决全体人民对衣服等棉织品的需求。
纵观我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尽管国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不小的挫折，但是历史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建成工业体系，“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这一战略是历史选择的必然，且需长期坚持，关键是这一战略中的民生和积累的比例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调整。
而与此同时，纵览世界，所有经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努力发展经济，有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甚至一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没有一个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计划经济的三十年中，前二十年的发展中除国内积累以外，我们引进了五亿多美元的苏联贷款，后十年我们引进了43亿美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实践证明，没有从国外引进的资金，仅仅依靠国内的积累，对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需求更无法满足。三十年时间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是，只有更多筹集资本，才能更快提高生产力。解决资本稀缺性问题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
3．市场经济时期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无可争议的事实。从目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对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进行实践和理论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公有资产很快显现出低效率。社队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作为集体企业或倒闭，或改制为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中许多小型企业也都逐步走上改制之路。这些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以后效率提高，对居民的服务质量有所改善，受到了社会的欢迎，政府有关部门也减轻了管理压力，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而且因其资产总额不大，对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影响甚微。
经历许多试点后，大型国营企业走上国有资产资本化之路，无论是实体企业，比如石油、石化、机器制造等等，还是金融企业，比如银行、保险、证券等等，均将历史形成的国有资产资本化，择优秀部分或整体资产上市。这一改革使几十年形成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市场资本，总体获得巨额增值。这些国有企业还通过资本市场吸引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来增加国有资本控制的总资产规模。国有资产资本化大大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巩固了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另外一项重要的集体所有制资产是农村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虽然农民获得耕地的经营权和宅基地作为住宅的占有和使用权，但是所有权仍然是集体所有，属于公有资产。农村税费改革把“三提五统”改为农业税附加并随着农业税废除一并废除了。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本村农户已经不具备资本性质。
近年来，农村土地所有权作为村公有资产也开始出现资本化趋势。村集体代表相关农户与投资方以土地作为一定数额的资本（可以是外来投资也可以是本村农户投资）合作经营。除农户获得一部分股份外，村集体也获得一部分股份。但是目前全国农村土地资本化程度不高，而集体土地所有权资本化程度更低。
可以预见，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必将资本化，成为我国公有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
1978年底，小平同志指示“合资经营可以办”。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请示中央并得到批准，从境外引进资本。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4月第一个中外合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社会主义经历了六十年的探索历程，第一次允许境外资本在国内获得企业所有权，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引进境外资本打开了我们增加资本总量的一个新渠道。开放初期，引进资本的方式是“三来一补”。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从边际收益为零甚至是负数的情况下获取的收益虽然不高，但已经为农民收入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更有意义的是，国家用农民工生产的产品出口换取的巨额外汇的一部分来购进国外的农产品，相当于这些农民工不用土地、水、阳光、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就为国家生产出了国内十分缺乏的农产品。目前，进口农产品的土地当量已经有9—10亿亩之多。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引进境外资本的结构也发生结构性变化。高科技重资产的企业越来越多，这种境外资本结构的变化大幅度推动了国内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提高技术含量。境外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更超过了资本数量的本身。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民群众要求消除长期贫困的意愿以各种不同形式强烈表现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打破了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共同贫穷的格局。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共同贫穷”为起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新的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获得更多资本来解决资本稀缺性的新道路。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下，民营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正式使用了著名的“56789”数据，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以上数据表明，私有资本对国民经济所作出的贡献是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无法替代的。
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资本、境外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发展及贡献的分析可以说明，这三类资本各自发挥的贡献是互相不可替代的。当前，虽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尚未完全资本化，但是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是坚固的，那些对公有资本主体地位会丧失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境外资本不断地涌入我国虽然也从我国获取巨额红利，但是我国从境外资本获得直接的和间接的红利也是难以计量的。至于现在一些专家提出的“民营经济退场论”、“新公私合营论”以“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已经被党中央否定。当前从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探索中提炼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存在资本的稀缺性”这一重要结论已经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逻辑前提。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几年时间里，列宁就面临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经济落后国家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明确提出马克思没有提出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列宁的这一思想成为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加快工业体系建设。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经济建设虽然采取了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方式，但也在十几年时间里基本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尽管苏联和中国都实施了“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战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都建成了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同等水平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几十年时间的实践证明，都没有实现列宁所说的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总结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四十年的探索，中国经济远超预期成就。制造业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并且消除了我国现行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建成了小康社会，具备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百年来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
虽然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列宁所说的战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已经出现了这种可能。历史上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都曾试图在不长时间内在经济上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都没有实现。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出现了全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认的可能，这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总结经验教训，将这一可能演变为现实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四十年历史经验教训十分丰富，但是经济建设中资本总量的增加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项。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几十年没有形成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历史分析，仅仅依靠公有资产，甚至主要依靠国有资产增值，即使尽可能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减少用于改善民生的份额，也难以满足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仍在探索之中，但是私有资本的扩张和境外资本的引进实实在在缓解了资本的稀缺性，提高了生产率。
我们曾经以钢铁、机械、粮食总产超过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现在又以GDP超过美国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实践证明，这些标志可以反映我国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但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列宁经过短短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后就提出劳动生产率是最主要的因素。我们从世界百年历史来看，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在工业资本的历史阶段基本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金融资本和信息资本距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还相去甚远。从某种角度说，我国资本总量在金融资本和信息资本阶段要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需要量，还存在很大的缺口。资本的稀缺性仍然是我们提高生产率所面临的挑战。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内公有资本的增值能力与在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需要之间存在的差距。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要求每个企业都需要不断增加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先进技术改造和建设的投资。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除了纳税以外，税后利润还要向所有者（政府）缴纳一定比例。即使企业需要增加投资，也不能自行将税后利润用于投资。由于国家安全的扣除量远超预期，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又不可能全部满足国有资本增加投资的需求，相当多的国有资本只能更多地依赖贷款满足投资需求，导致资产负债率高企、融资成本增加。这种格局也影响国有资本吸纳资本市场中直接投资的能力。这也是国有资本间接融资比重大，直接融资比重小的原因之一。
国有资本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使命，就是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要划转到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作为弥补社保收支缺口的财政资源，虽然划转的部分并不立即变现，但是或迟或早都要从社保体系的储备资源进入收支体系。也就是国有资本将有一部分退出资本市场变现作为居民养老金收入等。至于集体所有资产的资本化速度则远低于国有资产资本化的速度。由于资产总量很大，就需要比国有资产更长的时间实现资本化。同样，集体所有资产资本化之后也将有相当的比重退出资本市场变现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收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不能以数量占全社会资本总量的比重来设定，而是以国有资本控制关系国计民生核心领域的作用来体现。
至于境外资本未来在中国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取决于国内国际两个因素。国内因素即我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总体来看，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既定的国策，开放的领域已经逐步扩大，还会继续扩大，市场制度的完善也在逐步推进中，吸引境外资本的国内因素将进一步提升吸引力。国际因素则比较复杂。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等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优势正在消失，利用三低优势的境外资本投资企业和80年代从日本、韩国等迁移到中国一样，正在迁移到越南等具有三低优势的地区。更为严重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遏制中国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正在迫使或诱导在中国正常经营的中高端水平的制造业离开中国。这类资本的外迁不是中国扩大市场开放和完善市场制度可以阻止的。另一方面又在封杀中国企业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融资的空间，因此，寄希望于境外资本大规模扩张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要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消除资本稀缺性的主要资源就是私有资本。实现共同富裕最困难的是如何在三十年之内消除我国农村的1亿多剩余劳动力。据测算，按照目前物价水平，民营企业安排一个工商业就业岗位需要60万投资，个体工商户安排一个就业岗位需要7—8万元投资。如果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各承担一半剩余农村劳动力，那么未来需要追加30—50万亿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投资。统计数据证明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等其他投资均没有能力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私有资本是解决1亿多剩余农村劳动力工商就业岗位的必要条件。换一个角度说，私有资本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运用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中的哲学逻辑，凡是真心想、十分想实现共同富裕的人就一定要大力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资本发展。反之，就是不真心想，不十分想。
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就是居民收入消费倾向递减。也就是说，当居民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以后，新增部分用于消费的比例会下降，而用于投资的比例会上升。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当居民收入增长时，无论收入来源是劳动所得还是非劳动所得，总收入中必然有一定的比例要形成私有资本，可能是间接投资的私有资本，也可能是直接投资的私有资本。
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期，一部分居民在银行也有存款，也曾购买国家销售的债券。从经济学意义上，这些存款和债券就是私有资本。只不过这些私有资本对居民来说是间接投资，居民并不了解这些投资用于何种项目，更不了解投资项目的回报情况。这些投资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私有资产，而是转化为公有资产，主要是国有资产。实践证明，这些由间接投资转化为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直接投资而形成的公有资产可以将分散的小额私有资本集中起来投资到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转化成为国家控制宏观经济的重要资源，这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工业体系基本架构时是完全必要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有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把居民中分散的小额消费剩余集中起来用于建立工业体系提高了这些私有资本的效率。实际上对居民来说，这些存款和债券并不是视为私有资本追求回报的，只是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时间差，甚至购买公债是推迟自身必要的消费时间为国家做贡献。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存在这些私有资本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一部分居民将用于个人和家庭消费以后的收入剩余用于直接投资，或者举办企业，投资转化为实物资产，或者进入资本市场，投资转化为金融资产。私有资本用于直接投资起源于原公有制的社队企业改制为私有制的乡镇企业，城市小型公有制的工商企业改制为私有制的小型工商企业。当私有资本增值到一定水平以后，就会寻找国民经济各产业链中缺少的环节或者在公有制企业中无力提高改造产品质量的某些环节，整合有关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补充国有企业退出无关国计民生的这些环节。这些私有资本的直接投资既支持了大型国有企业集中资源强化产业链中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环节，又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质量和效率。这些私有资本增值的速度是远高于同一个生产环节公有资本增长速度的，特别是私有资本大量投资的中小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员工获得的收入一方面用于个人家庭消费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数量的消费剩余形成私有资本，即使是由于收入和消费的时间差形成间接投资的私有资本也增加了全社会资本总量。
居民收入增长越多越快，形成私有资本的比例和绝对量越大。我们预期2050年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全国人均收入比2035年国家目标64000元再翻一番到128000元，同时，我们预期最低人均收入比2035年占全国人均收入25%，即16000元，也翻一番到占全国人均收入50%，即64000元。2020年我国最低人均收入只有4000元，全国私有资本规模据专家估算已经达到我国资本总量的40%。虽然我们无法预期到2050年最低的人均消费水平，但是，最低人均收入达到2020年的16倍，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2020年的4倍时，必将有更多的私有资本形成。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私有资本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之一。否定私有资本就是否定共同富裕。
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私有资本扩张速度很快，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增加了几亿工商就业岗位，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提供了巨额资源。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随着资本的增值进入国计民生主要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上取得许多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没有取得的成就，成为国际著名企业。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私有资本也对国民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甚至是危害，有些危害还相当严重。
我们已经将私有资本认定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和必然结果之一，因此对私有资本的性质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准确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资本既不同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官僚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和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过渡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和小资产阶级的资本，更不同于地主阶级和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本。
根据四十年私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表现，我们发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资本的二重性。
在我国存在严重资本稀缺性的条件下，私有资本从产生开始就启动了对我国大量闲置生产要素的整合，不断提高劳动力、土地、技术、设备、市场等边际生产率，日益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而且随着资本的增值，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越来越强，整合的效率越来越高。实践证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边际效率很低甚至为负的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近似无限，只要有资本投入就完全可以创造出难以想象的社会财富。即使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个时期内供给不足，比如技术，但只要有资本投入，一定可以创造出新的替代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也是私有资本扩张的没有数量限制的空间。
目前在电动汽车领域，私有资本已经占主导地位，改变了在我国燃油车领域国有资本主导的局面。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虽然核心技术仍控制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但是在某些应用领域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制造业各领域中的私有资本正在转向科技引领的发展路径，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国有资本的科技创新成就中也包含有私有资本科技创新的成分。
我国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但分布不均，居民收入差距很大，消费需求非常不均衡。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也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还在不断升级之中。满足这样一个复杂消费市场需求的供给产业链是计划经济无法建立的，国有资本也只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提供服务，而私有资本则可以构建各类供给产业链以适应我国如此复杂的消费市场。
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人口众多而农业生产率很低，农产品总量不足以满足全体居民的消费需求。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以最低水平维持城镇人口农产品供给。在50年代和60年代还被迫将2000万和600万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以减少对城镇人口农产品的供给压力。而城镇人口下放农村在农业生产力没有相当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必然使农业人口的农产品供给更难以增加，同时，原来已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更加过剩，许多知识青年劳动一年的工分分值尚不足以购买回家的车票，这就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效益极低甚至为负的证明。四十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业劳动力从集体劳动制度中解放出来，近3亿农业劳动力无论是创业还是打工都成为摆脱绝对贫困最主要的途径。而占企业主体90%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社会提供了80%的工商就业岗位就意味着，私有资本最主要的进步性就是为近3亿农村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工商就业岗位，让他们摆脱了绝对贫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竞争促进企业改善管理，提高效率，减少损耗，降低成本，这是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也确有私有资本千方百计违反《劳动法》压低劳动力成本。有些甚至表现得非常恶劣，比如许多小煤窑主让员工在没有安全设施的煤窑中工作，造成员工人身伤亡。还有一些民营企业用种种措施迫使员工超时工作，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在收益分配中过多倾向资本、过少倾向员工。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一些民营企业在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存在与共同富裕目标相悖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这也引发了一些民营企业利用虚假信息欺诈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恶劣行为，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特别是金融领域虚假信息欺诈投资者的行为更是花样百出。一些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一些P2P公司将普通投资者的小额血汗钱诈骗得血本无归。凡此种种，严重扰乱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秩序，损害了普通居民和守法正常经营企业的利益。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境外资本，我们采取了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等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员工工资上涨、土地等资源价值上涨，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但是一些民营企业伪造排污数据，偷排污染物，将企业治理污染的个别成本转嫁为由社会承担的公共成本。还有一些民营企业不为职工缴纳社保费，把职工社保中应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转化为由职工个人和社会承担的成本。
市场经济中大型企业追求垄断地位是正常经济活动。经济学公认的原理中，垄断都是危害经济特别是危害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坚持反垄断的方针，而所有大型企业都努力在政府反垄断制度尚未明确的空间追求垄断地位。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仅运行了几十年，如何确认“垄断”以及如何反垄断，有关部门正在探索之中。但是一些大型民营企业仍然在追求现行政策已经明确性质的垄断地位。这些大型民营企业追求垄断的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很大的潜在危害，特别是在维护众多中小企业的生存，维护市场创新竞争机制方面，这些潜在危害将长期存在。
一些私有资本显示出来最恶劣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危害最大的倒退性是收买权力为其服务。回顾四十年历史，此种活动无孔不入。从层级看，下到村党支部，上到中央政治局；从领域看，党、政府、司法、军队等所在都有；从方式看，从一次性权钱交易，多次性权钱交易，直至成为私人雇佣的工具；特别是出现大邱庄这样的土围子等，辽宁省级人大贿选，这就是部分私有资本直接向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猖狂进攻。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警告的糖衣炮弹实实在在击中了一批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虽然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在进行中，而在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千万忠于人民、忠于几千万牺牲的先烈的共产党员顶住了这股妖风，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船继续向着共同富裕的目的地前进。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可低估部分私有资本收买权力的倒退性之恶劣。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资本具有如此鲜明的进步性和倒退性，其根源在于私有资本的逐利本性。任何经济体只要有允许私有资本经营活动的空间，私有资本就要追求自身的赢利和增值。在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私有资本显示出其倒退性。
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绝大多数私有资本将展示出进步性，与公有资本以及引进的境外资本密切协作良性竞争，推动我们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警惕一些私有资本会表现出倒退性，特别是收买权力这种最恶劣的倒退性，应根据不同性质，加以引导、限制、调节、纠正和打击。
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就是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而“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此基础上他揭示出，资本占有的社会财富就是剩余劳动的价值形态——剩余价值。而资本分配给劳动的社会财富就是必要劳动的价值形态——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设想，即劳动者在社会总财富中获得的份额是必要劳动加部分剩余劳动，而全体人民将获得剩余劳动总量减去分配给劳动者的那部分剩余劳动。劳动者获得的社会财富在劳动者之间按劳动质量和数量分配。归属全体人民的那部分社会财富按照全社会各类需求使用。马克思称之为全社会“必要扣除”的社会财富。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设想有两项重大不同。其一，是经济落后的国家革命成功后建立了社会主义，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需要在社会总财富中进行马克思设想的六项扣除，而且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要消灭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增加一项国家安全扣除。这样经济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具有三个经济特征：
1．社会总财富存量远远小于发展了几百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生产力水平即创造新增社会财富的能力远小于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据绝对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为国家安全不得不从社会总财富中扣除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比重用于非生产性消耗，相应减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和用于按劳分配给劳动者的比重。
在百年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带领苏联和中国实行马克思设想中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成效巨大，苏联和中国都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成就，这是同等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取得的成绩。但是，计划经济始终没有形成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率。苏联解体宣告失败，中国改弦更张放弃计划经济，转而探索马克思没有设想过而列宁实践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十年实践相对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只是很短的一个时期，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几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让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催生理论。中国共产党在80年代中期，在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前提下提出社会主义还存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初级阶段。90年代初期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市场经济体制。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创新和发展。
毛主席在井冈山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以后，还要解决土地改革的理论、建立人民军队的理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理论等等。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还有若干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而资本理论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
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关系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这已经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共识。同时，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力作出高度评价：“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根据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资本进步性和倒退性的分析，我们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可以充分发挥私有资本的进步性，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成熟，为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准备条件。同时这个框架还可以指导我们遏制和消除私有资本的倒退性，使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以及引进的境外资本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如下：
归属 | 形式 | 实质 | 性质 | |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 劳动者 | 工资 | 必要劳动 | 劳动力再生产费用 |
资本家 | 利润 | 剩余劳动 | 剩余价值 | |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 劳动者 | 工资 | 必要劳动加部分剩余劳动 | 按劳分配的财富 |
全民 | 利润 | 剩余劳动总量减去部分剩余劳动 | 社会扣除的财富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劳动者 | 工资 | 必要劳动加部分剩余劳动 | 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加部分剩余价值 |
资本的所有者（含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 | 利润 | 剩余劳动总量减去部分剩余劳动（分配给劳动者） | 剩余价值总量减去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劳动者） |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首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在实质上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存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和剩余价值。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是市场经济，使用价值形态的必要劳动的性质就是价值形态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使用价值形态的剩余劳动的性质就是价值形态的剩余价值。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其本质特征都是，劳动者不仅仅获得必要劳动还获得一部分剩余劳动，计划经济中表现为使用价值形态的“按劳分配”的财富，而市场经济中表现为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加部分剩余价值。在计划经济中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所有者是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分配到“社会扣除”的财富；而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所有者获得剩余劳动总量减去分配给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二者的性质分别为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加部分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减去分配给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第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采用资产阶级权利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形式。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出发，可以获得以下十个逻辑和历史推理的结论：
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私有资本也必然有压低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的动力。承认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可以解释这种经济活动。同时公有资本和部分私有资本不仅支付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还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分配部分剩余价值给劳动者。总量中一定有这部分，虽然不是每个私有资本都如此分配。
我国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与其他许多国家有重大的不同。我国劳动力主要供给来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边际效率很低，甚至为负数。当他们在城市获得工商就业岗位以后，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除了要满足在工作单位所在地的衣食住行以外，至少还要包括他们从居住地到工作地的往返路费。实际上，相当多的此类就业人员还要压低在工作所在地的衣食住行消费，从收入的消费结余中带回居住地以增加家庭成员的收入，提高家庭成员的消费水平。所以这些就业人员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低于工作所在地的居民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这就是我国许多对职工技能要求不高的城市企业可以获得比所在地居民工资福利水平低很多的就业人员的原因。
四十年来，农村摆脱了绝对贫困，所有农民收入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更大，城镇衣食住行费用也在提高，因此，从农村到城市工商就业的收入标准（也可以称为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也就必然提高。而且企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比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显著增加，对职工技能的要求提高了，这就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提高了，这样一来，对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劳动者的需求就减少了。这就造成了相当多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与一些复杂劳动岗位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失业局面。
我国户籍体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作用，使得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不但存在市场经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共性差异，还有在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地区性差异。这是我国研究资本与劳动关系时不可回避的实际情况。
第二，剩余价值中分配给劳动者的数量多寡，决定着劳动者和资本的分配是否符合共同富裕的要求。如果这部分趋近于零，就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只有这部分剩余价值的分配使全体居民收入较快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功的。
总体来说，由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以缓解资本稀缺性压力。在同一战略实施中，相对而言，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比集体企业好，比农民更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不同企业的工资福利出现多元化格局，但总体上劳动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岗位的工资福利差距显示出扩大的趋势。一方面是政府相关制度尚在探索之中，还存在很多缺陷。另一方面，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在分配财富中对劳动者的态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复杂的分配格局只有政府审时度势，逐步推进改革，在防止民粹主义的前提下，促进社会财富通过各种渠道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才能避免分配给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趋近于零，而相应逐步增加这部分剩余价值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必须明确，完全市场化的分配制度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
第三，改革开放意味着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化。私有资本开始发展。计划体制下效率低下的公有资本受到私有资本的竞争冲击。首先是社队工业逐步改制为乡镇企业，城市的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企业逐步改制为民营企业。同时大中型国有企业也面临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面临逐步扩张的民营企业的挑战，也面临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挑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大型国有企业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计划财务制度约束了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有些国有企业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面对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挑战，我国实施了国企经营体制改革战略。实质上大型国有企业拥有的资本账面价值远小于其市场价值，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经营能力的账面价值也远小于其市场价值，具有不亚于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的水平。只要政府实施体制改革，使这些资产实现资本化，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创造财富的能力完全可以和民营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竞争。几十年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了计划经济时期难以想象的成效。我国农村集体所有的资产，包括土地等各种自然资源和股份制改革前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一样，在账面上的价值很低，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实现了资本化，市场价值比账面价值大幅度提高，只是在分配上还存在许多损害农村集体和农民的问题。但是，只要按照市场原则实现资本化，其增值规模必然很大。
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中的公有资产增值效率很低，甚至大幅度贬值。公有资产只有转化为公有资本，才能在市场经济中高效增值并与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竞争。
第四，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财富总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要提高生产率创造新财富，就必须投入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资本。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稀缺性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为突出。苏联和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在较长的时期都很低，根本原因是资本稀缺性突出，政府为增强国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抗衡，只能选择“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国民财富分配战略。这涉及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问题。牺牲一定的短期利益换取长期利益是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的选择，在夺取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千百万先烈就是为人民解放而付出的牺牲。
第五，在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工业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看到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体系，钢、机械、粮食、飞机、坦克等等。当时建成工业体系就可以在这些领域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抗衡。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美元、石油美元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SWIFT等形成的金融资本控制了全球化经济体系。随之，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率先突破并逐渐形成信息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定位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分工，进一步拉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已经存在的巨大差距，从而更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稀缺性。
第六，如何正确把握积累与消费这二者的比例，是实施“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国民财富分配战略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如何了解实际财富创造情况，准确掌握可以控制分配的资源是首要的。如果信息误差过大，特别当财富信息是虚夸时，那一定会出现分配过多的失误；在财富信息基本符合实际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好民生和积累的分配比例也是需要谨慎决策的。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较长的历史时期，欲速则不达，积累过多、民生过少是主要偏向。这一教训值得永远铭记。
第七，积累的数量是必要的，积累形成资本的效率更重要。而且民生对积累形成资本的效率有重大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对复杂劳动实行的分配制度在某些领域、一定时期有提高效率的成效，但是历史证明，把合理的民生需求都视为“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是错误的，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民中的威望。同时，总体上积累形成资本的效率偏低，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等领域效率更低。科技创新需要更多智力资源投入，否则即使实物资源充分投入，其效率也不会高。如果资源投入更侧重在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设备而不是科研设备上，科技创新的效率就更低了。计划经济赋予企业的功能就是生产，科技创新的功能不由企业承担。在企业不是科技创新主体的体制中，全社会科技创新的效率一定有限。
第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公有资产，虽然可以集中资源解决一些国计民生需求的项目建设，但由于效率偏低，其增值所增加的扩大再生产的剩余劳动（积累）没有形成，现在看也不可能形成比资本主义更多的扩大再生产的剩余劳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扩大了资本形成的来源（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而且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提高了科技创新，即资本整合生产要素创造财富的效率，这为社会主义形成追赶并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率提供了可能。这已被历史实践所证明。
第九，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公有资产的资本化、境外资本的投入和私有资本的扩张大大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中资本的稀缺性，任何反对公有资产资本化的主张，反对进一步开放吸引境外本的主张，总体上限制和消除私有资本的主张都是祸国殃民之策。“公有制为主体”，不取决于公有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数量比例，而是由公有资本控制着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颠覆性风险的领域。“按劳分配为主体”，不取决于各生产要素分配的比例，而是全体居民的收入结构、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是否符合共同富裕的方向、标准和进展。收入分配是否符合共同富裕的方向，就是判断私有资本进步性和倒退性的标准。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否符合共同富裕的方向就是政府向全体人民履行承诺的检验标准。
第十，即本报告最后的研究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提高公有资本的增值，另一方面更要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资本的扩张，不应有数量上的限制。把握的重要原则就是分类导向：收入来源合法合规合理，投资方向符合国计民生需要（比如高科技重资产、增加就业等），对员工和客户的分配符合共同富裕要求的，属于支持和鼓励的。收入方面要打击非法收入、纠正违规收入、调节不合理收入；投资领域对于不符合国计民生需要的，施加限制政策，引导促使其转向符合国计民生需要、在分配上符合共同富裕要求的领域。
建议将个人所得根据税源的性质划分为劳动所得、经营所得、资本所得，对三种类型所得实行分类综合计税。将①工资薪金所得②劳务报酬所得③稿酬所得④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列为劳动所得综合计税；⑤经营所得单独计税；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⑦财产租赁所得⑧财产转让所得⑨偶然所得列为资本所得综合计税。
① 建立个人劳动所得税制年度调整机制。综合人均劳动收入水平、物价上涨、居民消费支出等多因素对个人劳动所得税制进行公式化动态调整，每年按公式提高个税起征点和扣除项，保持普通劳动所得的税负稳定。
② 将原有的3%、10%、20%、25%、30%、35%、45%七档税率减少至3%、10%、20%、35%四挡。同时大幅扩大3%、10%、20%三挡税率之间的税收级距。降低技能型、专业型人才的实际税负水平至15%。
③ 将劳动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下调至35%。同时对适用于35%边际税率超高收入的金融从业者、文艺界人士、网络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复杂劳动群体，建立个人所得税重点群体名录，由省以上税务机构定期进行抽查审核，防范采用阴阳合同等逃税行为。
① 降低个人经营所得税负，使其最高边际税率不高于企业所得税25%的税率水平。
② 充分考虑个体工商户在解决社会就业层面的贡献，对个体工商户为所雇佣员工、灵活就业人员等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的社会基本保险（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可在税前进行加计10%-20%扣除。
③ 同劳动所得一样建立常态化的税制年度调整机制，依据社会人均收入水平定期评估调整，保持该部分群体的税负长期稳定。
① 将资本所得税率提升至25%，与企业所得税税率并轨。与此同时，对于在一定期限内将个人资本所得进行再投资且投资到国家倡导、亟需、薄弱及对就业带动作用强的产业领域予以60%以上的不同比例的税收退还，最高退税率可达100%。例如，投资到高端制造业、卡脖子技术研发产业等等。对国内经济发展不受益的海外投资、购买多套豪华房产等投资行为则不予以退税。
② 堵塞个人消费行为企业化的税收漏洞。建议首先对企业所购置的非商业性资产或者兼具商用民用的资产，例如，住宅、通讯、车辆、游艇、飞机等大额资产进行有效甄别，视商用和股东私人使用情况按照一定比例对于资产的价值进行分割，核定该项资产（商品）用于私人消费部分的比例，对于该部分视为股东的企业分红所得，缴纳个人资本所得税，堵塞现行税制的漏洞。
(1) 在消费税中增加居民商品性住房税目，对商品性住房销售征收消费税，以实现“房住不炒”的房屋居住功能回归。同时将房地产消费税收入纳入地方政府住房专项基金，专款专用、分级分层建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的住房保障制度。
(2) 扩大高档消费品税目，如私人飞机；提高高档消费品税率，如，游艇、豪华汽车、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及珠宝、高尔夫球及球具等。
(3) 顺应大众消费升级的要求，将一些逐步进入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消费税品目从消费税中移除，例如啤酒、果酒及3度以下其他酒类、低速轻便摩托车、排放量在2.0以下低档家用小汽车以及环保型家装涂料等。
试点十年，沪渝两地都没有宣布房产税试点取得预期目标，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增加税源、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等改革初衷全部落空。因此，建议取消上海重庆两地的房产税试点同时取消房地产税立法工作。
目前，世界各国资产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产的活动十分活跃，形成此种经济活动的原因很多，遗产税制度并不是主要原因。我国此种经济活动有特殊性，一些向境外转移资产的活动是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比如购买境外高科技企业资产；有一些是有损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比如购买境外酒店、酒庄、豪宅、高尔夫球场或纯粹金融投资等。在此形势下，如果开征遗产税，会刺激一部分私有资本加剧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境外转移。因此，目前开征遗产税不具备现实操作条件，可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出台。
履行政府为居民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职责。地方政府以市场化方式，为所管理的居民提供有产权的共有产权房和无产权的廉租房两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房屋，实现居民基本住房全覆盖。
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低价产权住房，如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
各地在住房保障群体标准设置上要排除户籍限制，创建农民工进城“安居”的落实途径。对符合条件的非本地就业员工（包含农民工）纳入就业城市的廉租房、共有产权房等政策性住房的覆盖群体，享受与本地户籍居民同等条件的住宅保障办法。
一是严格落实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规定除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协议的，政府须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签订协议，方能向上级政府提出征地申请。二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适时、逐步地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以确保解决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劳动能力农民的就业和丧失宅基地农民的居住问题。三是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全部由政府负责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且将养老保险保障实施方案列为土地征收报批的必备要件；而获取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则负责解决被征用土地农民的就业和有限制出售条件的居住问题。四是针对被征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等现金形式的补偿费用，确保足额到位、专款专用，不得采用一次性支付到位的方式，应按照补偿年限分期支付给农民。
一是建议土地出让金要优先用于共有产权房和廉租房建设工程，使其成为共有产权房和廉租房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二是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建设共有产权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比例，由现有的不足10%增加至30%，履行政府对居民“住有所居”的职责。
建立国民义务教育三大支柱体系。第一支柱“保基本”，由中央财政承担国民九年义务教育领域基本支出责任，改变当前由中央与各地方按不同比例分担的财政支出格局。中央政府制定全国统一的国民义务教育国家基本标准，含学校功能性建造标准、教具教材教师配置标准、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标准等软硬件设施标准一揽子计划，该标准范围内所需投入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缩小教育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差距，加快推进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按照国家基本标准体系，全面对标国内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中小学校，不达标的，由中央财政补齐；保障所有适龄儿童（青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国任何地方的学校均可接受同等教育水平的权益；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基本标准随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形势，实行常态化动态调整，逐步提高我国国民义务教育办学水平，到2025年实现国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高标准水平下的全免费，争取到2035年实现国民十二年义务教育全免费。
第二支柱“强优化”，各地可在国家基本办学标准的基础上，自主提升地方办学特色和教学水平，夯实教育内涵创新发展，构建区域性教育高地，提高地方教育软实力和吸引力，超出国家义务教育基本标准以上的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
第三支柱“重特色”，国家鼓励具备办学资质的各类社会资本、公益慈善资金等发挥专长开办学校，增加义务教育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秉承“因材施教”“百家争鸣”的教育理念，为个性化特色教育提供更多选择。对于非营利性办学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扶持。
建立居民医疗保险三大支柱体系。其中，第一支柱为全国统筹的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主要目标是“全覆盖、保基本”。将目前城镇职工医疗（含生育）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统一纳入国家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定居民基本医保服务清单和医保药品目录，实行全国范围内统一保费征收标准、统一医疗待遇标准的基本国民医保模式，不实行实名制。居民无论何种身份在何地就医均可享受同等的门诊/住院医疗报销标准，保障居民最基本的医疗权益公平性，从根本上杜绝因病返贫、无钱病死等社会现象。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充实，在第一支柱范围内首先探索建立对于儿童、残疾人、相对贫困人口等特殊群体的居民免费医疗，并逐步扩大全体居民免费医疗范围。
第二支柱医保为企业/地方政府补充医疗保险，主要目标是“补充提高”。将目前城镇职工医疗（生育）保险中由企业强制性为职工缴纳的部分并入，同时将当前各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内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财政补贴部分纳入，上述两部分共同构成分别覆盖城镇职工、城乡居民两大群体的有差异的补充商业保险，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支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国民医疗的保险层级和保障水平。第二支柱实行实名制，由于个人工资水平、企业负担能力、不同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禀赋不同，会出现个体差异、区域性群体差异。
第三支柱为居民个人市场化商业医疗保险，第三支柱的原则是“政府鼓励、个人自愿”。由居民个人依据其经济能力和意愿预期，在商业性保险机构购买各类医疗保险，限额部分可以进行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抵免。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应实现全国、全民统筹。其中包括：第一，收入和支出全部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第二，统一征收标准；第三，统一领取标准。不实行实名制，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功能。
3．在全国城镇职工的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功以后，逐步将目前自愿加入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第一支柱性质）与城镇职工的第一支柱并轨。
7．划拨国有资产补充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第一支柱（即全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收支缺口由国有资产划拨补足。建议伴随全国统筹制度改革，加快国有资产划转速度、提升划转比例、减少豁免划转范围。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由中央负责的意义就在于，这一部分的收支缺口由国有资产划拨补齐，没有排除项、没有上限。
8．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实行实名制，扩大第二支柱中企业年金的规模和覆盖范围，鼓励企业增加企业年金；不断发展和完善第三支柱即居民个人养老保险账户，鼓励居民将收入用于第三支柱。
在（为二十大而作（之一））的结束语中，我们提出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共同富裕两个并列的目标就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可以迈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了。一些专家提醒说，小平同志说过初级阶段需要几代、十几代、几十代。如果20年算一代人的话，几代就是100—200年左右，十几代就是200—400年左右，几十代就是400—2000年左右。我们提出建国100年、建党130年就完成初级阶段是否会犯“急于求成”的错误？这些专家的提醒非常重要，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犯的错误主要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方针，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我们今天特别要防止的是重犯“左”的错误。
那么把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这两个并行目标作为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志会不会重犯“左”的错误呢？我们考虑，实现这两个指标，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超过欧日、达到和美国相同的水平，这不是指GDP总量，而是指人均GDP，也就是说我国14多亿人均GDP达到美国3亿多人均GDP水平。而共同富裕则是我国14多亿人的生活水平要达到美国3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当然，影响指标的因素很多，比如物价水平、汇率等等。但是，我们考虑，是否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完成标志取决于指标的高低。指标提高一点，完成的时间就会推迟一点；相反，指标降低一点，则完成的时间就会提前一点。我们的指标是根据2015年到2020年经济发展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估算的。2035年和205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国家有关文件明确的，我们只是据此估算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并设计低收入群体中相对贫困人口彻底消除贫困所需要的收入增长速度指标。
如果实践证明，我们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仍然有急于求成的因素，我们很愿意承认这个错误。我们希望有专家提出更符合实际的、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指标体系和实现时间。当然，指标体系不同，实现时间不同，那么相关的政策建议也会不同。我们相信提出更符合实际的指标体系和实现时间的专家们也一定会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集思广益是产生对决策有参考价值建议的不可或缺的研究环境，让我们共同为早日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历经两年多时间，关于共同富裕的这两份报告终于全部完稿了。首先感谢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将国家发改委选题、国家高端智库立项的两项课题委托给我们。同时，感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的课题委托给我们，还请了日本的专家为我们提供许多日本的相关资料。在这两份报告完成之际，我们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回想两年多时间里，研究院几十位专家为此报告付出的心血，作为课题组成员感慨万分。可以说，仅仅凭借课题组自身的水平是不可能完成此报告的，这份报告凝聚的是几十位专家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文字水平。
毫无疑问，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前提出的共同富裕只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目标，那么，2020年消除了我国现行标准的近亿绝对贫困人口以后，共同富裕就如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宣布要夺取政权推翻旧中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虽然难以准确地确定日期，但已经可以看见远洋船舶的桅杆，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实现目标。
希望这份报告可以为这一目标的早日实现发挥一点参考作用。
最后要明确的是，本报告如有错误均由研究院课题组负责。也希望获得更多专家的指正。
本报告（为二十大而作（之二））是（为二十大而作（之一））的续篇。上一篇主要是提出我国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即在消除了我国现行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之后下一步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最主要的任务是消除相对贫困人口。本报告主要是阐述下一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中如何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本报告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就和失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着资本的稀缺性。进而提出我国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百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资本的发展，包括公有资产逐步推进资本化；大规模引进境外资本而不仅仅是对外贷款；特别是私有资本的长足发展。这三类资本的发展大大缓解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资本的稀缺性。
由于当前过高收入的来源主要是私有资本，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待私有资本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报告提出私有资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之一。并同时提出私有资本具有二重性，即与共同富裕相一致的进步性和与共同富裕相悖的倒退性。
根据上述分析，本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理论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存在价值形态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和剩余价值。其本质差别在于社会主义分配给劳动者的不仅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而且包含部分剩余价值。
在此基础上本报告最后提出十余项政策建议。其原则是降低居民收入税收负担，提高对过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力度，加大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同时，加大鼓励资本投向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领域的力度，以此促进过高收入用于符合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投资，更多地增加社会财富，同时加快消除相对贫困人口，推动宝塔型共同富裕收入格局尽早实现。
联办财经研究院自2020年7月启动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课题，在研究院专家顾问团队指导下，经过十多个月的努力，于2021年5月完成《关于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建议》（为二十大而作（之一））。这份报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关于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和实现这些指标的时间表。这是在我国较早提出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建议报告。该报告充分肯定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我国现行标准”是2015年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标准。这个国际标准根据人均GDP的高低划分档次。随着2021年我国人均GDP提高到12000美元，绝对贫困的国际标准也从年收入4000元人民币（1.9美元/人天）提高档次，达到13000元（5.5美元/人天）左右。虽然市场汇率的变动对此指标有显著影响，但是，我们明确消除我国现行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成就伟大，而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远未实现，消除相对贫困人口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在（为二十大而作（之一））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实现几代共产党人期盼的共同富裕目标战略中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提出新建议。这个领域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而且主要是私有资本，因为在我国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对象主要是私有资本的收入。对于公有资本（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境外资本以及改革开放的制度将另行研究。
毛主席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通过每一个循环都将认识上升到高一级的程度。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只要坚持此种循环，就可以不断提高。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说明当对更高级的事物认识了之后，会提高原先对低级事物的认识。社会主义的百年实践和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如同马克思和毛主席所说的，在不断循环中持续提高认识，而且在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成了新的认识之后，也就同时提高了对前一阶段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本报告在对几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形成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产生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就明确提出，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因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十年的实践虽然都努力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拥有独立工业体系的强国，但是在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信息资本发展的路径上始终还没有形成战胜资本主义的生产率，而且都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历史证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资本存在严重的稀缺性，而计划经济中在民生和积累的分配中通过减少民生的份额而增加积累的份额就是要尽可能缓解资本的稀缺性。苏联的解体更引发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反思并坚决放弃了计划经济，而努力去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路。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扩大资本的来源和效率，更大力度地消除资本的稀缺性。
四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虽然还没有形成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但是资本稀缺性显著缓解，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给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带来了可能，特别是我国已经有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也为尚未摆脱相对贫困的几亿人带来了希望。人民不仅看到了国强，也开始看到民富，共同富裕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前景。
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十年实践之后，我们再深刻领会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内涵，回顾和思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就和失误，可以认识到一个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严重的资本稀缺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这样的成就，本报告认为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贡献就是大大地减轻了资本的稀缺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没有资本，无论是使用价值形态还是价值形态，生产力是不能发展的。资本主义价值形态的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财富远超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用价值形态的公有资本所形成的生产力也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形态的私有资本。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形态的资本（包括公有资本、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所形成的生产力远超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本报告认为私有资本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超越计划经济时期最重要的缓解资本稀缺性的因素之一，因此判定私有资本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之一。
研究院在上一篇报告的结束语中提出，将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并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的标志，2050年之后我国将力争迈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因此，至少在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要对私有资本的性质做出准确的理论判断，再以此为基础制定出领导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境外资本共同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三十年计划经济和四十年市场经济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创新所形成的生产率仍然远高于我国。消除科技水平的差距仍然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资本的稀缺性仍然十分严峻。
本报告通过对我国四十年私有资本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要从计划经济中的使用价值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私有资本则具有进步与倒退的二重性，确认进步性才能引导私有资本为实现共同富裕作贡献，确认倒退性才能防止私有资本背离甚至破坏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挑战是能否建立并实施有效的“分类导向”的政策体系，从而使私人资本与公有资本、境外资本进一步消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本的稀缺性，加快提升我国科技水平，形成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研究院坚信中国共产党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包括领导私有资本，在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制度在中国再次萌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已经改弦更张，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理论争论。这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关系。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理论创新，而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中资本是一个核心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十月革命后一百多年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得出一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资本存在稀缺性的理论结论。
马克思基于“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只能获得工资形态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即：必要劳动），而资产阶级占有利润形态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并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要素——资本。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稀缺性理论包括资本在内。根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要实现全体居民共同富裕的设想，显然全体劳动者获得的按劳分配的社会财富绝不仅仅是社会必要劳动的部分，一定包括相当份额的剩余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本质区别的基本结论之一。
由此得知，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创造出等量的社会财富，那么社会主义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总量必然少于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主义价值形态的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存在稀缺性，那么，社会主义中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稀缺性比同等总量的资本主义更为突出。实际上，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都是在落后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战胜资本主义，在社会总财富量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生产效率还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提下，一定需要投入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革命成功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不仅社会财富总量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效率也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稀缺性表现得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峻得多。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工业部门国有化，粮食专卖和余粮征集，取消一切商品贸易，实行义务劳动制，生活必需品由国家集中分配，等等。相当于实行了最严格的计划经济。四年苏维埃保卫战取得胜利，但也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列宁从危机中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不能保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是行不通的。于是，列宁决定放弃调整国家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包括大工业企业组建托拉斯实行经济核算，中小企业非国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有资本自由发展。特别是在坚持不允许资本主义国家在俄罗斯投资的前提下，向资本主义国家贷款购买先进机器设备及相关的技术和专家服务以建立工业体系，再通过出口苏联的矿产品偿还贷款；同时给予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以特许经营权（典型实例是哈默的铅笔和钢笔厂），等等。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增加包括私有资本、境外资本和国有企业资产资本化在内的资本总量。这说明列宁已经认识到，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确存在严重资本稀缺性问题，只是他没有使用“稀缺性”这个经济学术语。
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大幅度增加了资本总量，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取得了成功。新经济政策仅仅实施了三四年时间，列宁就总结出两个阶段的历史经验，认为对苏联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进而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之所以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设想，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生产力水平差异问题。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很快爆发革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期并没有实现，相反，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联合起来企图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列宁清楚地看到，在俄罗斯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他所领导的一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率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明确提出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说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那么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也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实践中他做出判断，“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提供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无论是数量还是效率都不具备这个能力。
斯大林于1925年开始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国内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仅仅是“过渡性”政策，目标是“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籍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为此，他首先实施所有制革命，在国内建立国有制的工业体系，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消除小农经济。同时，逐步用赎买方式回收外国企业拥有的特许经营权。但是他深知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稀缺，仅仅依靠国内公有制经济提供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是远不能满足建设社会主义并追赶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的。因此苏联大量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引进先进工业设备和技术。
1936年，苏联宣布实现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正式结束作为过渡的新经济政策，经济体制上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农村的土地全部实现了国有化，全部取消了外国企业在苏联的特许经营权，实现了从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斯大林认为计划经济以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将使苏联获得战胜资本主义的生产率。
历史证明，苏联计划经济体系很难产生基础理论和原创技术的突破，无法形成战胜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苏联的国营企业财务制度连很低的折旧费和大修理基金也要上交国家集中使用。企业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样提取的积累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企业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工业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都是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尽管苏联在某些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的和美国竞争的实力，但是在金融资本竞争力和信息技术竞争力上与美国相差甚远。这是苏联计划经济生产率远低于美国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在面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存而且处于谁战胜谁的形势中，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稀缺性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加突出。因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财富存量远远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增量的多少取决于生产率中最主要的一项使用价值形态的生产要素，即所谓第一生产力：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这些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实践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没能提供足够的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以形成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在对外关系上，斯大林领导的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没有形成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二战后，苏联拒绝参加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并带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之外建立了一个与之平行的经济体系。这个平行体系运行了四十多年，始终没有形成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两大体系的竞争中，这个平行体系最终不战而败。
1．过渡时期
1953年，中国共产党没收了官僚资本几百亿资产，从苏联获得了三亿美金的贷款及100多个援助项目。毛主席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毛主席认为，农村实行合作化，城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升生产关系的水平，可以动摇私有制基础，提高生产力。在这个时期，为了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农业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成工业体系，毛主席对国民财富的分配制定了“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方针以及五项制度， 同时，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24亿资产推行每年1.2亿利息的赎买政策，而且明确凡属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案件均须获得全国工商联同意后方可判决。对这24亿资本采取小心翼翼的保护政策。在1956年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就宣布结束过渡期而迈进社会主义阶段。
2．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一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思考探索。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毛主席就带领全党启动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研究。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为代表的经济领域的探索，最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系列基本问题的重要思考和判断。毛主席认为苏联太慢，中国找到了比苏联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可以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表明毛主席准备提升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理念已经形成，主要是人民公社要在五年内全面实行社有化，十年内实行国有化。
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毛主席认为可以更快地向共产主义迈进，对我国生产力的提高，他也有乐观的预期：可能不用三年就提前十二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可能在三年内基本实现计划十二年时间完成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毛主席认为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成就是在生产关系上废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所有制体系而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主要是国内五项制度的积累，还有苏联的贷款和援助。而50年代后期，苏联的资金和援助都没有了，虽然损失了很多民生资源，提取了较多的积累，但是生产关系的失误浪费了巨额的积累。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有效投资远远少于50年代前期。
回顾这段历史，寄希望于提升生产关系加快发展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缺少了苏联资金和援助的条件下，为了增加积累，只能进一步减少改善民生的社会财富。这就说明当时我国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稀缺性是何其严峻，也说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快发展形成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率是何其艰难。
从1958年下半年起，一些负面经济信息陆续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中央。毛主席召开若干次会议讨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错误。但是，总体上是在政治高度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对基层一些过“左”的表现予以纠正，并没有改变“政治挂帅”“群众运动”推进农村人民公社向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原则方向，仍然坚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国民经济高指标。庐山会议后，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也还是更加泛滥起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在1959年开始呈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开始冷静下来，开始改变加快生产关系的提升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的理论认识。
从1960年底到1962年中，先确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事实上就否定了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理念。最后确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至少三十年不变，大幅减少对农民的粮食征购量，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等。
特别是对中国的发展速度问题上，毛主席转变了1958年对中国发展急于求成的理念，相应地就缓解了资本稀缺性的压力，可以适当减少积累而增加民生改善。
根据国民经济统计数字，1958年至1960年的国民收入中年积累率接近40%，比“一五”期间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年均24%提高了四分之三左右。毛主席决定将1962年的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0.4%。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落后的农业国对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需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压低民生到出现相当数量的非正常死亡，积累也不足以支持过高的发展速度。毛主席开始意识到不能为了提取积累而改善民生过少。
回顾历史，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为代表的失败，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急于求成的失误是最主要的主观原因。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解放战争提前胜利，过渡时期任务提前完成，几千年落后的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缺乏经济建设经验又强烈希望尽快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内在各项具体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有些领导干部的意见被毛主席批评后总是自我检查，是自己跟不上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同时，也确有一些党员干部作风败坏，说假话。比如小高炉，使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比如高产卫星，则危及农民生命。在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严重缺乏的条件下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从中央到农民都开始反思如何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对在农业生产关系上要退到何处，提出了许多差异很大的不同意见和建议。在这种不同意见和建议中做出抉择，不但要纠正以前的错误，还要使最后的抉择被今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一抉择的难度可以说不亚于尚未实践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
其中最艰难的抉择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确定。仅就核算单位就存在五种不同的建议：“公社核算—大队核算—生产队核算—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毛主席认为分田单干必然导致农民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少数农民会发展成富农、地主，资本主义就会占领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就会在农村失败。他又认为包产到户会使军烈属、五保户等缺乏劳动力的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最后一定会走向分田单干。因此他在与多数省委书记讨论后，断然否定了包产到户，更不必说分田单干了。他认为占总面积7%的带有私有性质的自留地不会影响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式，而必然是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形式可以在实践中试验探索，但决不能允许几亿农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1964年，毛主席提出建设三线问题，而且强调“现在搞不搞三线就像大革命失败后愿不愿意下农村的问题，愿不愿意革命的问题”。根据毛主席这一战略性判断，国务院削减对农业的投资用于三线建设。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鼓励农民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依靠国家投资生产农产品，并且为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提供更多的积累。有一些省委书记请示，也要在本省实行大寨大队的体制，从生产队核算上升到大队核算，收回农民的自留地，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毛主席保持着冷静，始终没有批准。
同时，毛主席还进一步压低当时国家计委报送的“三五”和“四五”计划的规模，比如把“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从1080亿元降低到850亿元。在这个时期，除了在生产关系领域保持稳定，坚持长期不变和压低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以外，毛主席还有两项重要决策。
其一，虽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增加了民生的比重，减少了积累的比重，但仍然坚持“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战略。实际上，五项制度的实施、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和备战的需求导致农民的负担仍然在逐年加重。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品供应情况越来越恶化。1960年，苏联的贷款用完，新的贷款没有来源，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不得不减少改善民生的资源以保证已经大幅减少的投资需求。
其二，70年代初期，毛主席邀请尼克松访华，调整了我国的国际关系格局，备战压力减轻，提取积累的压力减轻。而且很快实施了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计划总额为43亿美元的26个大型技术设备方案。引进化肥项目以增加农业生产中化肥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引进化纤项目以化纤替代棉花解决全体人民对衣服等棉织品的需求。
纵观我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尽管国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不小的挫折，但是历史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建成工业体系，“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这一战略是历史选择的必然，且需长期坚持，关键是这一战略中的民生和积累的比例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调整。
而与此同时，纵览世界，所有经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努力发展经济，有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甚至一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没有一个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计划经济的三十年中，前二十年的发展中除国内积累以外，我们引进了五亿多美元的苏联贷款，后十年我们引进了43亿美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实践证明，没有从国外引进的资金，仅仅依靠国内的积累，对使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需求更无法满足。三十年时间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是，只有更多筹集资本，才能更快提高生产力。解决资本稀缺性问题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
3．市场经济时期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无可争议的事实。从目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对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进行实践和理论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公有资产很快显现出低效率。社队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作为集体企业或倒闭，或改制为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中许多小型企业也都逐步走上改制之路。这些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以后效率提高，对居民的服务质量有所改善，受到了社会的欢迎，政府有关部门也减轻了管理压力，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而且因其资产总额不大，对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影响甚微。
经历许多试点后，大型国营企业走上国有资产资本化之路，无论是实体企业，比如石油、石化、机器制造等等，还是金融企业，比如银行、保险、证券等等，均将历史形成的国有资产资本化，择优秀部分或整体资产上市。这一改革使几十年形成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市场资本，总体获得巨额增值。这些国有企业还通过资本市场吸引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来增加国有资本控制的总资产规模。国有资产资本化大大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巩固了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另外一项重要的集体所有制资产是农村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虽然农民获得耕地的经营权和宅基地作为住宅的占有和使用权，但是所有权仍然是集体所有，属于公有资产。农村税费改革把“三提五统”改为农业税附加并随着农业税废除一并废除了。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对本村农户已经不具备资本性质。
近年来，农村土地所有权作为村公有资产也开始出现资本化趋势。村集体代表相关农户与投资方以土地作为一定数额的资本（可以是外来投资也可以是本村农户投资）合作经营。除农户获得一部分股份外，村集体也获得一部分股份。但是目前全国农村土地资本化程度不高，而集体土地所有权资本化程度更低。
可以预见，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必将资本化，成为我国公有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
1978年底，小平同志指示“合资经营可以办”。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请示中央并得到批准，从境外引进资本。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4月第一个中外合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社会主义经历了六十年的探索历程，第一次允许境外资本在国内获得企业所有权，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引进境外资本打开了我们增加资本总量的一个新渠道。开放初期，引进资本的方式是“三来一补”。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从边际收益为零甚至是负数的情况下获取的收益虽然不高，但已经为农民收入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更有意义的是，国家用农民工生产的产品出口换取的巨额外汇的一部分来购进国外的农产品，相当于这些农民工不用土地、水、阳光、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就为国家生产出了国内十分缺乏的农产品。目前，进口农产品的土地当量已经有9—10亿亩之多。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引进境外资本的结构也发生结构性变化。高科技重资产的企业越来越多，这种境外资本结构的变化大幅度推动了国内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提高技术含量。境外资本通过资本市场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更超过了资本数量的本身。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民群众要求消除长期贫困的意愿以各种不同形式强烈表现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打破了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共同贫穷的格局。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共同贫穷”为起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新的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获得更多资本来解决资本稀缺性的新道路。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下，民营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正式使用了著名的“56789”数据，即：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以上数据表明，私有资本对国民经济所作出的贡献是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无法替代的。
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资本、境外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发展及贡献的分析可以说明，这三类资本各自发挥的贡献是互相不可替代的。当前，虽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尚未完全资本化，但是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是坚固的，那些对公有资本主体地位会丧失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境外资本不断地涌入我国虽然也从我国获取巨额红利，但是我国从境外资本获得直接的和间接的红利也是难以计量的。至于现在一些专家提出的“民营经济退场论”、“新公私合营论”以“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已经被党中央否定。当前从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探索中提炼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存在资本的稀缺性”这一重要结论已经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逻辑前提。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几年时间里，列宁就面临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经济落后国家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明确提出马克思没有提出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列宁的这一思想成为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计划经济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加快工业体系建设。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经济建设虽然采取了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方式，但也在十几年时间里基本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尽管苏联和中国都实施了“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战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都建成了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同等水平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几十年时间的实践证明，都没有实现列宁所说的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总结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教训，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四十年的探索，中国经济远超预期成就。制造业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并且消除了我国现行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建成了小康社会，具备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百年来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
虽然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列宁所说的战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已经出现了这种可能。历史上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都曾试图在不长时间内在经济上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都没有实现。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出现了全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认的可能，这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总结经验教训，将这一可能演变为现实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四十年历史经验教训十分丰富，但是经济建设中资本总量的增加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项。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几十年没有形成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历史分析，仅仅依靠公有资产，甚至主要依靠国有资产增值，即使尽可能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减少用于改善民生的份额，也难以满足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仍在探索之中，但是私有资本的扩张和境外资本的引进实实在在缓解了资本的稀缺性，提高了生产率。
我们曾经以钢铁、机械、粮食总产超过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现在又以GDP超过美国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实践证明，这些标志可以反映我国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但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标志。列宁经过短短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后就提出劳动生产率是最主要的因素。我们从世界百年历史来看，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在工业资本的历史阶段基本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是金融资本和信息资本距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还相去甚远。从某种角度说，我国资本总量在金融资本和信息资本阶段要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需要量，还存在很大的缺口。资本的稀缺性仍然是我们提高生产率所面临的挑战。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内公有资本的增值能力与在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需要之间存在的差距。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要求每个企业都需要不断增加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先进技术改造和建设的投资。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除了纳税以外，税后利润还要向所有者（政府）缴纳一定比例。即使企业需要增加投资，也不能自行将税后利润用于投资。由于国家安全的扣除量远超预期，国有资本的所有者又不可能全部满足国有资本增加投资的需求，相当多的国有资本只能更多地依赖贷款满足投资需求，导致资产负债率高企、融资成本增加。这种格局也影响国有资本吸纳资本市场中直接投资的能力。这也是国有资本间接融资比重大，直接融资比重小的原因之一。
国有资本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使命，就是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要划转到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作为弥补社保收支缺口的财政资源，虽然划转的部分并不立即变现，但是或迟或早都要从社保体系的储备资源进入收支体系。也就是国有资本将有一部分退出资本市场变现作为居民养老金收入等。至于集体所有资产的资本化速度则远低于国有资产资本化的速度。由于资产总量很大，就需要比国有资产更长的时间实现资本化。同样，集体所有资产资本化之后也将有相当的比重退出资本市场变现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收入。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不能以数量占全社会资本总量的比重来设定，而是以国有资本控制关系国计民生核心领域的作用来体现。
至于境外资本未来在中国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取决于国内国际两个因素。国内因素即我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总体来看，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既定的国策，开放的领域已经逐步扩大，还会继续扩大，市场制度的完善也在逐步推进中，吸引境外资本的国内因素将进一步提升吸引力。国际因素则比较复杂。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等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优势正在消失，利用三低优势的境外资本投资企业和80年代从日本、韩国等迁移到中国一样，正在迁移到越南等具有三低优势的地区。更为严重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遏制中国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正在迫使或诱导在中国正常经营的中高端水平的制造业离开中国。这类资本的外迁不是中国扩大市场开放和完善市场制度可以阻止的。另一方面又在封杀中国企业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融资的空间，因此，寄希望于境外资本大规模扩张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要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消除资本稀缺性的主要资源就是私有资本。实现共同富裕最困难的是如何在三十年之内消除我国农村的1亿多剩余劳动力。据测算，按照目前物价水平，民营企业安排一个工商业就业岗位需要60万投资，个体工商户安排一个就业岗位需要7—8万元投资。如果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各承担一半剩余农村劳动力，那么未来需要追加30—50万亿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投资。统计数据证明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等其他投资均没有能力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私有资本是解决1亿多剩余农村劳动力工商就业岗位的必要条件。换一个角度说，私有资本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运用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中的哲学逻辑，凡是真心想、十分想实现共同富裕的人就一定要大力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资本发展。反之，就是不真心想，不十分想。
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就是居民收入消费倾向递减。也就是说，当居民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以后，新增部分用于消费的比例会下降，而用于投资的比例会上升。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当居民收入增长时，无论收入来源是劳动所得还是非劳动所得，总收入中必然有一定的比例要形成私有资本，可能是间接投资的私有资本，也可能是直接投资的私有资本。
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期，一部分居民在银行也有存款，也曾购买国家销售的债券。从经济学意义上，这些存款和债券就是私有资本。只不过这些私有资本对居民来说是间接投资，居民并不了解这些投资用于何种项目，更不了解投资项目的回报情况。这些投资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私有资产，而是转化为公有资产，主要是国有资产。实践证明，这些由间接投资转化为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直接投资而形成的公有资产可以将分散的小额私有资本集中起来投资到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型项目，转化成为国家控制宏观经济的重要资源，这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工业体系基本架构时是完全必要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有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把居民中分散的小额消费剩余集中起来用于建立工业体系提高了这些私有资本的效率。实际上对居民来说，这些存款和债券并不是视为私有资本追求回报的，只是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时间差，甚至购买公债是推迟自身必要的消费时间为国家做贡献。我们所说的计划经济存在这些私有资本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一部分居民将用于个人和家庭消费以后的收入剩余用于直接投资，或者举办企业，投资转化为实物资产，或者进入资本市场，投资转化为金融资产。私有资本用于直接投资起源于原公有制的社队企业改制为私有制的乡镇企业，城市小型公有制的工商企业改制为私有制的小型工商企业。当私有资本增值到一定水平以后，就会寻找国民经济各产业链中缺少的环节或者在公有制企业中无力提高改造产品质量的某些环节，整合有关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补充国有企业退出无关国计民生的这些环节。这些私有资本的直接投资既支持了大型国有企业集中资源强化产业链中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环节，又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质量和效率。这些私有资本增值的速度是远高于同一个生产环节公有资本增长速度的，特别是私有资本大量投资的中小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员工获得的收入一方面用于个人家庭消费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数量的消费剩余形成私有资本，即使是由于收入和消费的时间差形成间接投资的私有资本也增加了全社会资本总量。
居民收入增长越多越快，形成私有资本的比例和绝对量越大。我们预期2050年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全国人均收入比2035年国家目标64000元再翻一番到128000元，同时，我们预期最低人均收入比2035年占全国人均收入25%，即16000元，也翻一番到占全国人均收入50%，即64000元。2020年我国最低人均收入只有4000元，全国私有资本规模据专家估算已经达到我国资本总量的40%。虽然我们无法预期到2050年最低的人均消费水平，但是，最低人均收入达到2020年的16倍，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2020年的4倍时，必将有更多的私有资本形成。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私有资本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之一。否定私有资本就是否定共同富裕。
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私有资本扩张速度很快，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增加了几亿工商就业岗位，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提供了巨额资源。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随着资本的增值进入国计民生主要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上取得许多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没有取得的成就，成为国际著名企业。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私有资本也对国民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甚至是危害，有些危害还相当严重。
我们已经将私有资本认定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之一和必然结果之一，因此对私有资本的性质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准确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资本既不同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官僚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和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过渡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和小资产阶级的资本，更不同于地主阶级和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本。
根据四十年私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表现，我们发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资本的二重性。
在我国存在严重资本稀缺性的条件下，私有资本从产生开始就启动了对我国大量闲置生产要素的整合，不断提高劳动力、土地、技术、设备、市场等边际生产率，日益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而且随着资本的增值，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越来越强，整合的效率越来越高。实践证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边际效率很低甚至为负的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近似无限，只要有资本投入就完全可以创造出难以想象的社会财富。即使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个时期内供给不足，比如技术，但只要有资本投入，一定可以创造出新的替代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也是私有资本扩张的没有数量限制的空间。
目前在电动汽车领域，私有资本已经占主导地位，改变了在我国燃油车领域国有资本主导的局面。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虽然核心技术仍控制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但是在某些应用领域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制造业各领域中的私有资本正在转向科技引领的发展路径，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国有资本的科技创新成就中也包含有私有资本科技创新的成分。
我国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但分布不均，居民收入差距很大，消费需求非常不均衡。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也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还在不断升级之中。满足这样一个复杂消费市场需求的供给产业链是计划经济无法建立的，国有资本也只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提供服务，而私有资本则可以构建各类供给产业链以适应我国如此复杂的消费市场。
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人口众多而农业生产率很低，农产品总量不足以满足全体居民的消费需求。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以最低水平维持城镇人口农产品供给。在50年代和60年代还被迫将2000万和600万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以减少对城镇人口农产品的供给压力。而城镇人口下放农村在农业生产力没有相当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必然使农业人口的农产品供给更难以增加，同时，原来已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更加过剩，许多知识青年劳动一年的工分分值尚不足以购买回家的车票，这就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效益极低甚至为负的证明。四十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业劳动力从集体劳动制度中解放出来，近3亿农业劳动力无论是创业还是打工都成为摆脱绝对贫困最主要的途径。而占企业主体90%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社会提供了80%的工商就业岗位就意味着，私有资本最主要的进步性就是为近3亿农村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工商就业岗位，让他们摆脱了绝对贫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竞争促进企业改善管理，提高效率，减少损耗，降低成本，这是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也确有私有资本千方百计违反《劳动法》压低劳动力成本。有些甚至表现得非常恶劣，比如许多小煤窑主让员工在没有安全设施的煤窑中工作，造成员工人身伤亡。还有一些民营企业用种种措施迫使员工超时工作，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在收益分配中过多倾向资本、过少倾向员工。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一些民营企业在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存在与共同富裕目标相悖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这也引发了一些民营企业利用虚假信息欺诈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恶劣行为，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特别是金融领域虚假信息欺诈投资者的行为更是花样百出。一些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一些P2P公司将普通投资者的小额血汗钱诈骗得血本无归。凡此种种，严重扰乱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秩序，损害了普通居民和守法正常经营企业的利益。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境外资本，我们采取了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等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员工工资上涨、土地等资源价值上涨，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但是一些民营企业伪造排污数据，偷排污染物，将企业治理污染的个别成本转嫁为由社会承担的公共成本。还有一些民营企业不为职工缴纳社保费，把职工社保中应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转化为由职工个人和社会承担的成本。
市场经济中大型企业追求垄断地位是正常经济活动。经济学公认的原理中，垄断都是危害经济特别是危害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坚持反垄断的方针，而所有大型企业都努力在政府反垄断制度尚未明确的空间追求垄断地位。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仅运行了几十年，如何确认“垄断”以及如何反垄断，有关部门正在探索之中。但是一些大型民营企业仍然在追求现行政策已经明确性质的垄断地位。这些大型民营企业追求垄断的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很大的潜在危害，特别是在维护众多中小企业的生存，维护市场创新竞争机制方面，这些潜在危害将长期存在。
一些私有资本显示出来最恶劣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危害最大的倒退性是收买权力为其服务。回顾四十年历史，此种活动无孔不入。从层级看，下到村党支部，上到中央政治局；从领域看，党、政府、司法、军队等所在都有；从方式看，从一次性权钱交易，多次性权钱交易，直至成为私人雇佣的工具；特别是出现大邱庄这样的土围子等，辽宁省级人大贿选，这就是部分私有资本直接向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猖狂进攻。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警告的糖衣炮弹实实在在击中了一批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虽然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在进行中，而在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千万忠于人民、忠于几千万牺牲的先烈的共产党员顶住了这股妖风，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船继续向着共同富裕的目的地前进。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可低估部分私有资本收买权力的倒退性之恶劣。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有资本具有如此鲜明的进步性和倒退性，其根源在于私有资本的逐利本性。任何经济体只要有允许私有资本经营活动的空间，私有资本就要追求自身的赢利和增值。在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私有资本显示出其倒退性。
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绝大多数私有资本将展示出进步性，与公有资本以及引进的境外资本密切协作良性竞争，推动我们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警惕一些私有资本会表现出倒退性，特别是收买权力这种最恶劣的倒退性，应根据不同性质，加以引导、限制、调节、纠正和打击。
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就是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而“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此基础上他揭示出，资本占有的社会财富就是剩余劳动的价值形态——剩余价值。而资本分配给劳动的社会财富就是必要劳动的价值形态——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设想，即劳动者在社会总财富中获得的份额是必要劳动加部分剩余劳动，而全体人民将获得剩余劳动总量减去分配给劳动者的那部分剩余劳动。劳动者获得的社会财富在劳动者之间按劳动质量和数量分配。归属全体人民的那部分社会财富按照全社会各类需求使用。马克思称之为全社会“必要扣除”的社会财富。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设想有两项重大不同。其一，是经济落后的国家革命成功后建立了社会主义，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需要在社会总财富中进行马克思设想的六项扣除，而且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要消灭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增加一项国家安全扣除。这样经济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具有三个经济特征：
1．社会总财富存量远远小于发展了几百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生产力水平即创造新增社会财富的能力远小于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据绝对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为国家安全不得不从社会总财富中扣除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比重用于非生产性消耗，相应减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和用于按劳分配给劳动者的比重。
在百年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带领苏联和中国实行马克思设想中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成效巨大，苏联和中国都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成就，这是同等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取得的成绩。但是，计划经济始终没有形成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率。苏联解体宣告失败，中国改弦更张放弃计划经济，转而探索马克思没有设想过而列宁实践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十年实践相对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只是很短的一个时期，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几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让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催生理论。中国共产党在80年代中期，在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前提下提出社会主义还存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初级阶段。90年代初期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市场经济体制。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创新和发展。
毛主席在井冈山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以后，还要解决土地改革的理论、建立人民军队的理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理论等等。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还有若干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而资本理论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
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关系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这已经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共识。同时，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力作出高度评价：“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根据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资本进步性和倒退性的分析，我们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可以充分发挥私有资本的进步性，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成熟，为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迈进准备条件。同时这个框架还可以指导我们遏制和消除私有资本的倒退性，使私有资本与公有资本以及引进的境外资本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如下：
归属 | 形式 | 实质 | 性质 | |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 劳动者 | 工资 | 必要劳动 | 劳动力再生产费用 |
资本家 | 利润 | 剩余劳动 | 剩余价值 | |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 劳动者 | 工资 | 必要劳动加部分剩余劳动 | 按劳分配的财富 |
全民 | 利润 | 剩余劳动总量减去部分剩余劳动 | 社会扣除的财富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劳动者 | 工资 | 必要劳动加部分剩余劳动 | 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加部分剩余价值 |
资本的所有者（含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 | 利润 | 剩余劳动总量减去部分剩余劳动（分配给劳动者） | 剩余价值总量减去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劳动者） |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首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在实质上存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存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和剩余价值。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是市场经济，使用价值形态的必要劳动的性质就是价值形态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使用价值形态的剩余劳动的性质就是价值形态的剩余价值。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其本质特征都是，劳动者不仅仅获得必要劳动还获得一部分剩余劳动，计划经济中表现为使用价值形态的“按劳分配”的财富，而市场经济中表现为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加部分剩余价值。在计划经济中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所有者是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分配到“社会扣除”的财富；而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所有者获得剩余劳动总量减去分配给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二者的性质分别为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加部分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减去分配给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第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采用资产阶级权利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形式。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出发，可以获得以下十个逻辑和历史推理的结论：
第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私有资本也必然有压低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的动力。承认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可以解释这种经济活动。同时公有资本和部分私有资本不仅支付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还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分配部分剩余价值给劳动者。总量中一定有这部分，虽然不是每个私有资本都如此分配。
我国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与其他许多国家有重大的不同。我国劳动力主要供给来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边际效率很低，甚至为负数。当他们在城市获得工商就业岗位以后，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除了要满足在工作单位所在地的衣食住行以外，至少还要包括他们从居住地到工作地的往返路费。实际上，相当多的此类就业人员还要压低在工作所在地的衣食住行消费，从收入的消费结余中带回居住地以增加家庭成员的收入，提高家庭成员的消费水平。所以这些就业人员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低于工作所在地的居民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这就是我国许多对职工技能要求不高的城市企业可以获得比所在地居民工资福利水平低很多的就业人员的原因。
四十年来，农村摆脱了绝对贫困，所有农民收入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更大，城镇衣食住行费用也在提高，因此，从农村到城市工商就业的收入标准（也可以称为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也就必然提高。而且企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比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显著增加，对职工技能的要求提高了，这就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提高了，这样一来，对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劳动者的需求就减少了。这就造成了相当多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与一些复杂劳动岗位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失业局面。
我国户籍体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作用，使得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不但存在市场经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共性差异，还有在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地区性差异。这是我国研究资本与劳动关系时不可回避的实际情况。
第二，剩余价值中分配给劳动者的数量多寡，决定着劳动者和资本的分配是否符合共同富裕的要求。如果这部分趋近于零，就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只有这部分剩余价值的分配使全体居民收入较快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功的。
总体来说，由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以缓解资本稀缺性压力。在同一战略实施中，相对而言，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比集体企业好，比农民更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不同企业的工资福利出现多元化格局，但总体上劳动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岗位的工资福利差距显示出扩大的趋势。一方面是政府相关制度尚在探索之中，还存在很多缺陷。另一方面，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在分配财富中对劳动者的态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复杂的分配格局只有政府审时度势，逐步推进改革，在防止民粹主义的前提下，促进社会财富通过各种渠道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才能避免分配给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趋近于零，而相应逐步增加这部分剩余价值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必须明确，完全市场化的分配制度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
第三，改革开放意味着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化。私有资本开始发展。计划体制下效率低下的公有资本受到私有资本的竞争冲击。首先是社队工业逐步改制为乡镇企业，城市的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企业逐步改制为民营企业。同时大中型国有企业也面临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面临逐步扩张的民营企业的挑战，也面临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挑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大型国有企业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计划财务制度约束了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有些国有企业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面对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挑战，我国实施了国企经营体制改革战略。实质上大型国有企业拥有的资本账面价值远小于其市场价值，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经营能力的账面价值也远小于其市场价值，具有不亚于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的水平。只要政府实施体制改革，使这些资产实现资本化，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创造财富的能力完全可以和民营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竞争。几十年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了计划经济时期难以想象的成效。我国农村集体所有的资产，包括土地等各种自然资源和股份制改革前的国有企业的资产一样，在账面上的价值很低，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实现了资本化，市场价值比账面价值大幅度提高，只是在分配上还存在许多损害农村集体和农民的问题。但是，只要按照市场原则实现资本化，其增值规模必然很大。
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中的公有资产增值效率很低，甚至大幅度贬值。公有资产只有转化为公有资本，才能在市场经济中高效增值并与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竞争。
第四，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财富总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要提高生产率创造新财富，就必须投入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资本。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稀缺性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为突出。苏联和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在较长的时期都很低，根本原因是资本稀缺性突出，政府为增强国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抗衡，只能选择“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的国民财富分配战略。这涉及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问题。牺牲一定的短期利益换取长期利益是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的选择，在夺取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千百万先烈就是为人民解放而付出的牺牲。
第五，在工业化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工业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看到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体系，钢、机械、粮食、飞机、坦克等等。当时建成工业体系就可以在这些领域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抗衡。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美元、石油美元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SWIFT等形成的金融资本控制了全球化经济体系。随之，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率先突破并逐渐形成信息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定位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分工，进一步拉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已经存在的巨大差距，从而更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稀缺性。
第六，如何正确把握积累与消费这二者的比例，是实施“较少改善民生，较多提取积累”国民财富分配战略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如何了解实际财富创造情况，准确掌握可以控制分配的资源是首要的。如果信息误差过大，特别当财富信息是虚夸时，那一定会出现分配过多的失误；在财富信息基本符合实际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好民生和积累的分配比例也是需要谨慎决策的。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较长的历史时期，欲速则不达，积累过多、民生过少是主要偏向。这一教训值得永远铭记。
第七，积累的数量是必要的，积累形成资本的效率更重要。而且民生对积累形成资本的效率有重大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对复杂劳动实行的分配制度在某些领域、一定时期有提高效率的成效，但是历史证明，把合理的民生需求都视为“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是错误的，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在人民中的威望。同时，总体上积累形成资本的效率偏低，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等领域效率更低。科技创新需要更多智力资源投入，否则即使实物资源充分投入，其效率也不会高。如果资源投入更侧重在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设备而不是科研设备上，科技创新的效率就更低了。计划经济赋予企业的功能就是生产，科技创新的功能不由企业承担。在企业不是科技创新主体的体制中，全社会科技创新的效率一定有限。
第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公有资产，虽然可以集中资源解决一些国计民生需求的项目建设，但由于效率偏低，其增值所增加的扩大再生产的剩余劳动（积累）没有形成，现在看也不可能形成比资本主义更多的扩大再生产的剩余劳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扩大了资本形成的来源（私有资本和境外资本），而且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提高了科技创新，即资本整合生产要素创造财富的效率，这为社会主义形成追赶并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率提供了可能。这已被历史实践所证明。
第九，四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公有资产的资本化、境外资本的投入和私有资本的扩张大大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中资本的稀缺性，任何反对公有资产资本化的主张，反对进一步开放吸引境外本的主张，总体上限制和消除私有资本的主张都是祸国殃民之策。“公有制为主体”，不取决于公有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数量比例，而是由公有资本控制着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颠覆性风险的领域。“按劳分配为主体”，不取决于各生产要素分配的比例，而是全体居民的收入结构、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是否符合共同富裕的方向、标准和进展。收入分配是否符合共同富裕的方向，就是判断私有资本进步性和倒退性的标准。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否符合共同富裕的方向就是政府向全体人民履行承诺的检验标准。
第十，即本报告最后的研究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提高公有资本的增值，另一方面更要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资本的扩张，不应有数量上的限制。把握的重要原则就是分类导向：收入来源合法合规合理，投资方向符合国计民生需要（比如高科技重资产、增加就业等），对员工和客户的分配符合共同富裕要求的，属于支持和鼓励的。收入方面要打击非法收入、纠正违规收入、调节不合理收入；投资领域对于不符合国计民生需要的，施加限制政策，引导促使其转向符合国计民生需要、在分配上符合共同富裕要求的领域。
建议将个人所得根据税源的性质划分为劳动所得、经营所得、资本所得，对三种类型所得实行分类综合计税。将①工资薪金所得②劳务报酬所得③稿酬所得④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列为劳动所得综合计税；⑤经营所得单独计税；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⑦财产租赁所得⑧财产转让所得⑨偶然所得列为资本所得综合计税。
① 建立个人劳动所得税制年度调整机制。综合人均劳动收入水平、物价上涨、居民消费支出等多因素对个人劳动所得税制进行公式化动态调整，每年按公式提高个税起征点和扣除项，保持普通劳动所得的税负稳定。
② 将原有的3%、10%、20%、25%、30%、35%、45%七档税率减少至3%、10%、20%、35%四挡。同时大幅扩大3%、10%、20%三挡税率之间的税收级距。降低技能型、专业型人才的实际税负水平至15%。
③ 将劳动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下调至35%。同时对适用于35%边际税率超高收入的金融从业者、文艺界人士、网络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复杂劳动群体，建立个人所得税重点群体名录，由省以上税务机构定期进行抽查审核，防范采用阴阳合同等逃税行为。
① 降低个人经营所得税负，使其最高边际税率不高于企业所得税25%的税率水平。
② 充分考虑个体工商户在解决社会就业层面的贡献，对个体工商户为所雇佣员工、灵活就业人员等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的社会基本保险（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可在税前进行加计10%-20%扣除。
③ 同劳动所得一样建立常态化的税制年度调整机制，依据社会人均收入水平定期评估调整，保持该部分群体的税负长期稳定。
① 将资本所得税率提升至25%，与企业所得税税率并轨。与此同时，对于在一定期限内将个人资本所得进行再投资且投资到国家倡导、亟需、薄弱及对就业带动作用强的产业领域予以60%以上的不同比例的税收退还，最高退税率可达100%。例如，投资到高端制造业、卡脖子技术研发产业等等。对国内经济发展不受益的海外投资、购买多套豪华房产等投资行为则不予以退税。
② 堵塞个人消费行为企业化的税收漏洞。建议首先对企业所购置的非商业性资产或者兼具商用民用的资产，例如，住宅、通讯、车辆、游艇、飞机等大额资产进行有效甄别，视商用和股东私人使用情况按照一定比例对于资产的价值进行分割，核定该项资产（商品）用于私人消费部分的比例，对于该部分视为股东的企业分红所得，缴纳个人资本所得税，堵塞现行税制的漏洞。
(1) 在消费税中增加居民商品性住房税目，对商品性住房销售征收消费税，以实现“房住不炒”的房屋居住功能回归。同时将房地产消费税收入纳入地方政府住房专项基金，专款专用、分级分层建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的住房保障制度。
(2) 扩大高档消费品税目，如私人飞机；提高高档消费品税率，如，游艇、豪华汽车、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及珠宝、高尔夫球及球具等。
(3) 顺应大众消费升级的要求，将一些逐步进入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消费税品目从消费税中移除，例如啤酒、果酒及3度以下其他酒类、低速轻便摩托车、排放量在2.0以下低档家用小汽车以及环保型家装涂料等。
试点十年，沪渝两地都没有宣布房产税试点取得预期目标，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增加税源、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等改革初衷全部落空。因此，建议取消上海重庆两地的房产税试点同时取消房地产税立法工作。
目前，世界各国资产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产的活动十分活跃，形成此种经济活动的原因很多，遗产税制度并不是主要原因。我国此种经济活动有特殊性，一些向境外转移资产的活动是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比如购买境外高科技企业资产；有一些是有损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比如购买境外酒店、酒庄、豪宅、高尔夫球场或纯粹金融投资等。在此形势下，如果开征遗产税，会刺激一部分私有资本加剧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境外转移。因此，目前开征遗产税不具备现实操作条件，可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出台。
履行政府为居民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职责。地方政府以市场化方式，为所管理的居民提供有产权的共有产权房和无产权的廉租房两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房屋，实现居民基本住房全覆盖。
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低价产权住房，如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
各地在住房保障群体标准设置上要排除户籍限制，创建农民工进城“安居”的落实途径。对符合条件的非本地就业员工（包含农民工）纳入就业城市的廉租房、共有产权房等政策性住房的覆盖群体，享受与本地户籍居民同等条件的住宅保障办法。
一是严格落实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规定除个别确实难以达成协议的，政府须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就补偿、安置等签订协议，方能向上级政府提出征地申请。二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适时、逐步地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以确保解决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劳动能力农民的就业和丧失宅基地农民的居住问题。三是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全部由政府负责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且将养老保险保障实施方案列为土地征收报批的必备要件；而获取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则负责解决被征用土地农民的就业和有限制出售条件的居住问题。四是针对被征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等现金形式的补偿费用，确保足额到位、专款专用，不得采用一次性支付到位的方式，应按照补偿年限分期支付给农民。
一是建议土地出让金要优先用于共有产权房和廉租房建设工程，使其成为共有产权房和廉租房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二是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建设共有产权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比例，由现有的不足10%增加至30%，履行政府对居民“住有所居”的职责。
建立国民义务教育三大支柱体系。第一支柱“保基本”，由中央财政承担国民九年义务教育领域基本支出责任，改变当前由中央与各地方按不同比例分担的财政支出格局。中央政府制定全国统一的国民义务教育国家基本标准，含学校功能性建造标准、教具教材教师配置标准、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标准等软硬件设施标准一揽子计划，该标准范围内所需投入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缩小教育在城乡间、区域间的差距，加快推进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按照国家基本标准体系，全面对标国内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中小学校，不达标的，由中央财政补齐；保障所有适龄儿童（青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国任何地方的学校均可接受同等教育水平的权益；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基本标准随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形势，实行常态化动态调整，逐步提高我国国民义务教育办学水平，到2025年实现国民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高标准水平下的全免费，争取到2035年实现国民十二年义务教育全免费。
第二支柱“强优化”，各地可在国家基本办学标准的基础上，自主提升地方办学特色和教学水平，夯实教育内涵创新发展，构建区域性教育高地，提高地方教育软实力和吸引力，超出国家义务教育基本标准以上的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
第三支柱“重特色”，国家鼓励具备办学资质的各类社会资本、公益慈善资金等发挥专长开办学校，增加义务教育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秉承“因材施教”“百家争鸣”的教育理念，为个性化特色教育提供更多选择。对于非营利性办学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扶持。
建立居民医疗保险三大支柱体系。其中，第一支柱为全国统筹的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主要目标是“全覆盖、保基本”。将目前城镇职工医疗（含生育）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统一纳入国家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定居民基本医保服务清单和医保药品目录，实行全国范围内统一保费征收标准、统一医疗待遇标准的基本国民医保模式，不实行实名制。居民无论何种身份在何地就医均可享受同等的门诊/住院医疗报销标准，保障居民最基本的医疗权益公平性，从根本上杜绝因病返贫、无钱病死等社会现象。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充实，在第一支柱范围内首先探索建立对于儿童、残疾人、相对贫困人口等特殊群体的居民免费医疗，并逐步扩大全体居民免费医疗范围。
第二支柱医保为企业/地方政府补充医疗保险，主要目标是“补充提高”。将目前城镇职工医疗（生育）保险中由企业强制性为职工缴纳的部分并入，同时将当前各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内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财政补贴部分纳入，上述两部分共同构成分别覆盖城镇职工、城乡居民两大群体的有差异的补充商业保险，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支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国民医疗的保险层级和保障水平。第二支柱实行实名制，由于个人工资水平、企业负担能力、不同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禀赋不同，会出现个体差异、区域性群体差异。
第三支柱为居民个人市场化商业医疗保险，第三支柱的原则是“政府鼓励、个人自愿”。由居民个人依据其经济能力和意愿预期，在商业性保险机构购买各类医疗保险，限额部分可以进行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抵免。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应实现全国、全民统筹。其中包括：第一，收入和支出全部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第二，统一征收标准；第三，统一领取标准。不实行实名制，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功能。
3．在全国城镇职工的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功以后，逐步将目前自愿加入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第一支柱性质）与城镇职工的第一支柱并轨。
7．划拨国有资产补充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第一支柱（即全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收支缺口由国有资产划拨补足。建议伴随全国统筹制度改革，加快国有资产划转速度、提升划转比例、减少豁免划转范围。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由中央负责的意义就在于，这一部分的收支缺口由国有资产划拨补齐，没有排除项、没有上限。
8．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实行实名制，扩大第二支柱中企业年金的规模和覆盖范围，鼓励企业增加企业年金；不断发展和完善第三支柱即居民个人养老保险账户，鼓励居民将收入用于第三支柱。
在（为二十大而作（之一））的结束语中，我们提出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共同富裕两个并列的目标就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可以迈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了。一些专家提醒说，小平同志说过初级阶段需要几代、十几代、几十代。如果20年算一代人的话，几代就是100—200年左右，十几代就是200—400年左右，几十代就是400—2000年左右。我们提出建国100年、建党130年就完成初级阶段是否会犯“急于求成”的错误？这些专家的提醒非常重要，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犯的错误主要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方针，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我们今天特别要防止的是重犯“左”的错误。
那么把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这两个并行目标作为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志会不会重犯“左”的错误呢？我们考虑，实现这两个指标，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超过欧日、达到和美国相同的水平，这不是指GDP总量，而是指人均GDP，也就是说我国14多亿人均GDP达到美国3亿多人均GDP水平。而共同富裕则是我国14多亿人的生活水平要达到美国3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当然，影响指标的因素很多，比如物价水平、汇率等等。但是，我们考虑，是否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完成标志取决于指标的高低。指标提高一点，完成的时间就会推迟一点；相反，指标降低一点，则完成的时间就会提前一点。我们的指标是根据2015年到2020年经济发展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估算的。2035年和205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国家有关文件明确的，我们只是据此估算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并设计低收入群体中相对贫困人口彻底消除贫困所需要的收入增长速度指标。
如果实践证明，我们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仍然有急于求成的因素，我们很愿意承认这个错误。我们希望有专家提出更符合实际的、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指标体系和实现时间。当然，指标体系不同，实现时间不同，那么相关的政策建议也会不同。我们相信提出更符合实际的指标体系和实现时间的专家们也一定会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集思广益是产生对决策有参考价值建议的不可或缺的研究环境，让我们共同为早日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历经两年多时间，关于共同富裕的这两份报告终于全部完稿了。首先感谢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将国家发改委选题、国家高端智库立项的两项课题委托给我们。同时，感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的课题委托给我们，还请了日本的专家为我们提供许多日本的相关资料。在这两份报告完成之际，我们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回想两年多时间里，研究院几十位专家为此报告付出的心血，作为课题组成员感慨万分。可以说，仅仅凭借课题组自身的水平是不可能完成此报告的，这份报告凝聚的是几十位专家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文字水平。
毫无疑问，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以前提出的共同富裕只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目标，那么，2020年消除了我国现行标准的近亿绝对贫困人口以后，共同富裕就如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宣布要夺取政权推翻旧中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虽然难以准确地确定日期，但已经可以看见远洋船舶的桅杆，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实现目标。
希望这份报告可以为这一目标的早日实现发挥一点参考作用。
最后要明确的是，本报告如有错误均由研究院课题组负责。也希望获得更多专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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