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研究院近日与《财经》杂志在京联合举办了“共同富裕问题”闭门圆桌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讨论。现将与会专家关于“贫富差距”的讨论观点摘要刋登（观点摘要标题为编者所加），供参考。
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讨论
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政策，更多的要瞄准
低收入人群以及他们的下一代
李 实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关于低收入人群的估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因为把中等收入人群的划分标准提出来以后，按照这个标准划出来大概有多少低收入人群，按照去年的收入来看，全国大概还有9亿人是低收入人群，这9亿人当中其中月收入不足500元的大概有1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大概是3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块钱的大概7亿人，大概是这样的规模，如果这么多的低收入人群，而且主要是在农村，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15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怎么让这些人群能够成为富裕阶层，这是最大的障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政策，更多的还是要瞄准这样一个人群，不仅仅瞄准这个人群本身，要瞄准他们的下一代，下一代也就是让他们的子女能够享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这样的话即使一代人不行，经过下一代，让他们能够成为富裕人群，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实现了，我们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就实现了。
阶层的两端固化较为明显
华炎雪
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其实是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的，那时社会流动性是在加快的，到了21世纪之后居民流动性其实是出现放缓的，财富的代际传递也在加强，机会不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开始显现，贫困人口的上升通道受到了阻碍，其实在国内大家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还不是特别多。我们是看了一篇曼彻斯特大学做的量化分析，它里面有些数据其实是有很多参考价值的。首先它一个方面说寒门再难出贵子，低收入群体翻身进入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在降低，这是流动性在放缓的1996-2014年这段时间，维持与父辈相等层级的子女占比占46.5%，实现跃升的41.8%，我们看到实现跃升的已经低于和父辈维持相等层级的占比了，说明寒门难出贵子，收入流动性放缓已经开始显现。从2012-2014年，家庭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的比例最高，穷人变富，富人变穷的难度都很大。
我们阶层的固化也是出现两头的阶层固化现象是比较明显，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当父辈是农民时约有47%的子女未来从事的职业仍然是农民，当父辈是高技术人员的43.2%的子女也是从事高技术行业，两端的固化是较为明显的。
从结构层面来看，结构层面就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其实是解释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绝大部分原因。 2008年以来，低保、惠农、社保、户籍制度的改革出台，城乡差距也是在逐渐收窄的，也印证了2008年我们看收入差距也是出现了一定的缓和。城乡收入比从2002年的3.09也是下滑至当前的2.62，农村的内部差距其实要稍大于城市的，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平均数的92.1%，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中位数的88.8%还是有些低于城镇居民的。
中国最大的问题和短板还是农业、农村、农民
张红宇
改革开放43年，中国最大的问题和短板还是农业、农村、农民。农业的成就不用说了，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自己跟自己比确实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最大的短板就是农民收入始终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2020年农民人均收入是17131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43834元，绝对收入差距26703元，相对收入差距1：2.56。1：2.56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1978年我国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是1：2.56。当年农民人均收入是134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343元，相对收入差距1：2.56。那么去年也是1：2.56， 43年一个轮回，有的缩小有的放大。差距最小的时候是1984年，最大的时候是2009年大约是1：3.3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下还有一个表现。我们讲农业最大的贡献或者最重要的功能是产粮食，保我们吃饱。但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普遍低于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除了辽宁、山东、江苏这三个省，十个粮食主产省的农民收入都低于全国农民的平均数。
现在不是在制订共同富裕行动纲领吗？那么农民收入应不应该作为一个核心指标、作为一个考核指标？现在浙江省明确提出来到2025年要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1：1.9以内，它还相对比较保守。据我所知，有关部门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明确提出到2035年、2050年对这个问题要有指标要求的。后来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指标没有完成的话有点麻烦，就把指标又拿下来了。我在这个会上提出来，我们去年城乡收入差距是1：2.56，十年以后的目标不敢说达到1：1.5，但要达到1：2以内；20年以后达到1：1.5以内；30年以后达到1：1.2以内。绝不要差距是1：1.5就满意了，那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如果要超过1：1.5，咱们的共同富裕是高质量的共同富裕吗？
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着逆调节的现象
周为民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旧体制不仅仅像通常我们所看到的、大家说到的那样，造成普遍长期的严重的贫穷，而且在普遍贫穷的同时，还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表现出来的突出的差距，亦如关于户籍制度、城乡隔绝，人为的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村户口，另一类是城里人城市户口。由这种身份不平等而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的不平等，所有机会几乎对农民都是封闭的。想一想这是什么现象呢？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当然这种现象出现有它的特殊原因。所以旧体制根本不是一个很平等的体制，社会没有什么差别，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要明确的前提。
第二要明确的前提就是，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不能够认为好像是改革开放了20年、30年，造成了所谓突出的、严重的收入差距，现在我们要纠正这个问题所以才提出共同富裕。这样的认识同样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以“富民”为鲜明目标的，而且这个进程本身就是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所谓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不是说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给大家分钱、捐钱、发福利，不是这样的。是一部分人率先突围冲出旧体制，然后用新的办法来尽快创造财富并且逐步改变旧体制，让越来越多人都能够摆脱旧体制的禁锢，参与到新体制，共同创造财富的这个过程，这一点要明确。
在保护产权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就是要对全体公民的财产权要一体的保护。其中尤其是要注意保护穷人的财产权，也就是保护低收入者的财产权。因为有效的产权保护对穷人来说比对富人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更是一个尖锐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问题。
第三要明确的前提就是，中国现实当中突出的一些差距，包括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它的根源不是通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的那样，是来自市场作用，由市场作用导致的收入不均，它的根源在于收入不公。
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着逆调节的现象。所谓逆调节表现就是，本来那些社会地位更高、收入更多、待遇更好的人，反而获得的保障水平更高；相反那些收入低的，低收入群体，各方面的福利待遇越差的，得到的保障越少甚至没有。就像小鲁说的，目前规模庞大的农民群体，包括农民工，占很大比例都是没有基本保障的。社会上各种关于收入、财富差距突出现象造成的矛盾，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这一方面。
为什么现在仇富这么强烈？是因为一方面有人动辄有多少亿的财产，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连基本的收入都没有保障，这才加剧了各种差距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对立。所以从社会保障方面提升低收入阶层、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水平，让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能够增加，是能够缓解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基础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