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为应对突发疫情，我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出台实施了7批28项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当前，财税政策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如何进一步为企业减费降税？搜狐财经访谈了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从1985年进入税务局工作，许善达参与了许多重大财税改革。作为财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许善达在宏观经济、财政、税收等领域具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多年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如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201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降低宏观税负”成为国家新时期财税战略之一。

许善达表示，不同国家的制度和企业经营状况各有差异，不能以其他国家的指标作为我国宏观税负高低的判断依据。他提出有4个因素来考虑宏观税负的高低：国家安全水平、居民福利水平、企业竞争力水平、社会管理成本。从这四个因素看，“降低宏观税负”的建议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

去年，许善达带领的研究团队接受了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委托的、国务院研究室提出的降税降费课题。团队对比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税制，发现中国的企业税制竞争力较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企业税务负担仍然偏重。要进一步降低中国企业税制的税负水平，提高税制竞争力。

针对如何提高我国企业税制竞争力的问题，许善达提出进一步降低宏观税负、深化减税降费需要区分“实际减税”和“推迟纳税时间”两类措施。

在实际减税上，许善达提出，要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减轻高科技企业的用人成本，对于低收入人群，要建立与物价扣除的挂钩制度。而留抵税款改退税、提高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等属于“推迟纳税时间”，许善达建议要应该以发行中央、地方政府专项国债来安排。

许善达强调，上万亿元的增值税留抵税款，加重了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负担，这一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大，应把留抵税款改为退税纳入税制改革的优先序列。

“减税降费不但要降低税负，减费中最重要的还是降社保费。”许善达表示，国有资本拨付到位后，下一步要解决农民二元社保的问题，把农民社保的水平逐渐提高，逐步实现全国统筹。

他指出，未来财政要在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居民福利水平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矛盾的解决，一个要靠增量减税，一个要靠存量。即企业竞争力的问题用国民财富的增量解决，社保缺口要划转国有资本，用国民财富的存量解决。

“这两者如果能够同时推进，我国现在财税的困难，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许善达说。

“营改增以后，我国供给侧改革鼓励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投资，不仅是买机器设备，还有基建等的投资行为都要产生留抵税款，这一部分增加的速度很快。”

许善达以清华紫光在武汉长江存储的芯片项目为例，指出清华紫光项目投资以后，光是基建和买设备，就有100亿的留抵税款。“这么一来它必须要提高资产负债率，最近听说清华紫光有两笔债务到期还不上，政府这边占着它的钱，那边它跟市场借的钱还不上，还要支付利息。”

他指出，留抵税款的政策对经济发展肯定有负面影响，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留抵税款多，这部分企业的负担就越重。

对此，许善达建议要发一种特殊的专项国债，把所有留抵税款存量一律退还，今后取消留抵税款政策。这样就把政府的隐性债变成显性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融资成本也下降。

“我们曾经测算过，如果这样实行，全国的企业资产负债率能降低1.5个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如果降低，股价还能提高。”许善达说。

2020年特斯拉股价暴涨，许善达：美国税制竞争力产生了马斯克，利润率仅1%

在企业竞争力上，除了留抵税款问题，许善达指出，我国的研发费用抵扣和折旧制度和国外发达国家差异较大。

他指出，美国现在的税制改革，把购进设备的投资一次性记入成本，不提折旧。相当于政府给企业提供无息贷款，对于企业投资是很刺激的政策。“我国研发投入过去是100%扣除，后来提高了150%、175%。现在发达国家都是200%、250%、300%，他们认为给研发投入多的企业提供优惠，未来将成为政府的收入来源，所以他不在乎短期的情况，他要看长远。”

此外，许善达提到，原来美国的海外企业赚了钱，把利润汇回美国，要交3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不汇回美国，在海外继续周转，账面上记着要交多少税，可以先不交。美国海外的企业相当于享受无息贷款。2018年，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利润有2万亿到3万亿，企业只要不汇回美国，美国政府就不能收这个钱，所以很多大公司就把海外利润留在海外流转。

“2018年，美国税制改革中提出，凡是把钱汇回美国的企业可以减税，减60%到80%，最少收7%的企业所得税，因此一大批美国海外企业的利润回到国内。”许善达称，美国企业2018年三季度有税后6000亿的海外利润回到美国，其中4000亿回购上市公司股票。这也是美国股市在疫情严重，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股市还能往上涨的重要原因。

“还有2000亿都投入研发，美国研发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八几，我国占GDP的百分之二点一几，我国GDP总量比美国少，是美国三分之二。美国加上2000亿的投入研发后，2018年三季度的研发投入达到三点八几。你想想中美的科技差距，美国的企业为什么股票能上涨了。”许善达说。

Wind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特斯拉股价累计涨幅达743.44%，总市值更是达到惊人的6689亿美元，坐稳全球市值第一车企宝座。

许善达以特斯拉为例，2020年，特斯拉利润率仅1%，股价却暴涨，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马斯克的技术，别人都相距甚远。“因为人家看利润不是看今天，他们知道这是因为它今天投资大，研发费用多，所以利润少，但是这个技术可不是只用这一年，所以他的股价就涨很多。投资者看中的是未来。我认为这就反映出美国的税制竞争力。”

许善达表示，减税降费不但要降低税负，减费中最重要的还是降社保费。

2019年9月，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全面推开。其中明确：中央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2019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层面，于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

许善达指出，从2021年开始，要设计全国统筹的方案，设计方案的基础就是10%的国有资本，再加上分省统筹的格局，设计出全国统筹的社会社保方案。

许善达认为，我国现在是二元社会，还有几亿农村人的社保跟城里人的社保有很大差距。怎样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包括医疗、养老等，是我国当前面临的很大压力。所以一边要提高企业竞争力，降低企业税负，另一边还要增加民生的开支，提升居民福利，是当前我国财税战略里非常难处理的问题。

“政府要减税提高税制竞争能力，又要拿钱提高民生，二者是矛盾的。“他表示，未来财政要在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居民福利水平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矛盾的解决，一个要靠增量减税，一个要靠存量。即企业竞争力的问题用国民财富的增量解决，社保缺口要划转国有资本，用国民财富的存量解决。

“所以一方面要把国有资本的资源发挥出来，弥补社保缺口，使我国能够有资源、有条件来提高企业的税制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把农民社保的水平提高，逐步实现全国统筹。探索农村的社会保障跟城市的社会保障完全并轨，实现城乡并轨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因此，他建议，国有资本拨付到位后，还要解决农民二元社保的问题。让农民也加入社保。由于农民交的少，要补足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让农民领的跟城市居民领一样多，就要把农民在农村宅基地、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的权益和资源拿出来交给国家，让国家给补足缺口，换取跟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社保。

“这两者如果能够同时推进，我国现在财税的困难，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许善达指出，社保改革对国家影响非常大，一是把劳动力市场弄好，二是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利益。要先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社保体系，把城镇居民的社保全国统一，统一缴费率和领取标准，再让到城里落户的农民加入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最后再实现全体农民加入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

2020年1-11月，我国个税同比增长10.1%，是我国主要税种中高速增长的税种之一。个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个税下一步应该如何改革？

许善达指出，新税改将个税征收从分类制改为了分类、综合相结合的税制，这是个税提高的一个原因。“原来的个税基数并没增加太多，但是这个制度下综合税率就相应提高了，合并征税比以前要多交点，这是比去年上涨的重要因素。“

在个税改革上，他指出，一些高科技企业不仅是靠资产和设备，还靠研究人员开发支撑着，对于高科技人才的高税率实际上是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企业为了要竞争高科技人才，必须承担高税负这部分成本。

“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要吸引国际上那些特别有水平的专家，那么高的税负会加重企业的负担，这就影响企业吸收人才的竞争力，导致这方面的税制竞争力就比不上发达国家。“许善达说。

许善达认为，对于高收入人群，应该区分类别，凡是涉及企业劳动力成本的高收入者，应该降低税率。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应该建立跟物价挂钩的扣除制度。

他指出，我国物价指数跟一些国家不一样，有些国家物价指数是不同收入水平，有不同的物价指数，也就是月收入10万有10万的物价指数，挣1万有1万的物价指数。

“比如月收入1000块钱的人和月收入1万块钱的人，他们每个月购买东西的物价指数是不一样。收入越低的人，一是食品购买的比重越大，第二没有多少钱用于投资。这是经济规律，收入越高，投资比重越大，收入越低，消费比重越大。”

许善达表示，现在个税扣除额没有跟物价指数挂钩，往往好几年都不变。但每年物价上升，实际上就是在降低扣除额。“当时算扣除额是算一个月的基本支出5000块，第二年的基本支出可能超过5000块，但是我们这个制度还是5000块，这个办法要改进，建立跟物价指数挂钩的扣除额制度。物价挂钩每年都可以变的，物价涨多少就增加多少扣除。”

对此，许善达提出，物价挂钩里面，还要考虑在基本生活费的扣除里单独设计物价挂钩，使最低支出消费，跟这一部分的物价能够挂钩的更密切。 

最近学术界关于居民住宅房地产税的讨论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也没有什么新意见。“住房不炒”，我理解房价不要炒，媒体也不要炒“房地产税”。想了解我的观点这里几句话也说不完整，只要上网查询就可以知道，我就不重复了。

2020年，为应对突发疫情，我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出台实施了7批28项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当前，财税政策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如何进一步为企业减费降税？搜狐财经访谈了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从1985年进入税务局工作，许善达参与了许多重大财税改革。作为财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许善达在宏观经济、财政、税收等领域具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

多年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如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201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降低宏观税负”成为国家新时期财税战略之一。

许善达表示，不同国家的制度和企业经营状况各有差异，不能以其他国家的指标作为我国宏观税负高低的判断依据。他提出有4个因素来考虑宏观税负的高低：国家安全水平、居民福利水平、企业竞争力水平、社会管理成本。从这四个因素看，“降低宏观税负”的建议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

去年，许善达带领的研究团队接受了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委托的、国务院研究室提出的降税降费课题。团队对比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税制，发现中国的企业税制竞争力较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企业税务负担仍然偏重。要进一步降低中国企业税制的税负水平，提高税制竞争力。

针对如何提高我国企业税制竞争力的问题，许善达提出进一步降低宏观税负、深化减税降费需要区分“实际减税”和“推迟纳税时间”两类措施。

在实际减税上，许善达提出，要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减轻高科技企业的用人成本，对于低收入人群，要建立与物价扣除的挂钩制度。而留抵税款改退税、提高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等属于“推迟纳税时间”，许善达建议要应该以发行中央、地方政府专项国债来安排。

许善达强调，上万亿元的增值税留抵税款，加重了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负担，这一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大，应把留抵税款改为退税纳入税制改革的优先序列。

“减税降费不但要降低税负，减费中最重要的还是降社保费。”许善达表示，国有资本拨付到位后，下一步要解决农民二元社保的问题，把农民社保的水平逐渐提高，逐步实现全国统筹。

他指出，未来财政要在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居民福利水平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矛盾的解决，一个要靠增量减税，一个要靠存量。即企业竞争力的问题用国民财富的增量解决，社保缺口要划转国有资本，用国民财富的存量解决。

“这两者如果能够同时推进，我国现在财税的困难，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许善达说。

“营改增以后，我国供给侧改革鼓励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投资，不仅是买机器设备，还有基建等的投资行为都要产生留抵税款，这一部分增加的速度很快。”

许善达以清华紫光在武汉长江存储的芯片项目为例，指出清华紫光项目投资以后，光是基建和买设备，就有100亿的留抵税款。“这么一来它必须要提高资产负债率，最近听说清华紫光有两笔债务到期还不上，政府这边占着它的钱，那边它跟市场借的钱还不上，还要支付利息。”

他指出，留抵税款的政策对经济发展肯定有负面影响，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留抵税款多，这部分企业的负担就越重。

对此，许善达建议要发一种特殊的专项国债，把所有留抵税款存量一律退还，今后取消留抵税款政策。这样就把政府的隐性债变成显性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融资成本也下降。

“我们曾经测算过，如果这样实行，全国的企业资产负债率能降低1.5个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如果降低，股价还能提高。”许善达说。

2020年特斯拉股价暴涨，许善达：美国税制竞争力产生了马斯克，利润率仅1%

在企业竞争力上，除了留抵税款问题，许善达指出，我国的研发费用抵扣和折旧制度和国外发达国家差异较大。

他指出，美国现在的税制改革，把购进设备的投资一次性记入成本，不提折旧。相当于政府给企业提供无息贷款，对于企业投资是很刺激的政策。“我国研发投入过去是100%扣除，后来提高了150%、175%。现在发达国家都是200%、250%、300%，他们认为给研发投入多的企业提供优惠，未来将成为政府的收入来源，所以他不在乎短期的情况，他要看长远。”

此外，许善达提到，原来美国的海外企业赚了钱，把利润汇回美国，要交3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不汇回美国，在海外继续周转，账面上记着要交多少税，可以先不交。美国海外的企业相当于享受无息贷款。2018年，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利润有2万亿到3万亿，企业只要不汇回美国，美国政府就不能收这个钱，所以很多大公司就把海外利润留在海外流转。

“2018年，美国税制改革中提出，凡是把钱汇回美国的企业可以减税，减60%到80%，最少收7%的企业所得税，因此一大批美国海外企业的利润回到国内。”许善达称，美国企业2018年三季度有税后6000亿的海外利润回到美国，其中4000亿回购上市公司股票。这也是美国股市在疫情严重，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股市还能往上涨的重要原因。

“还有2000亿都投入研发，美国研发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八几，我国占GDP的百分之二点一几，我国GDP总量比美国少，是美国三分之二。美国加上2000亿的投入研发后，2018年三季度的研发投入达到三点八几。你想想中美的科技差距，美国的企业为什么股票能上涨了。”许善达说。

Wind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特斯拉股价累计涨幅达743.44%，总市值更是达到惊人的6689亿美元，坐稳全球市值第一车企宝座。

许善达以特斯拉为例，2020年，特斯拉利润率仅1%，股价却暴涨，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马斯克的技术，别人都相距甚远。“因为人家看利润不是看今天，他们知道这是因为它今天投资大，研发费用多，所以利润少，但是这个技术可不是只用这一年，所以他的股价就涨很多。投资者看中的是未来。我认为这就反映出美国的税制竞争力。”

许善达表示，减税降费不但要降低税负，减费中最重要的还是降社保费。

2019年9月，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全面推开。其中明确：中央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2019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层面，于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工作。

许善达指出，从2021年开始，要设计全国统筹的方案，设计方案的基础就是10%的国有资本，再加上分省统筹的格局，设计出全国统筹的社会社保方案。

许善达认为，我国现在是二元社会，还有几亿农村人的社保跟城里人的社保有很大差距。怎样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包括医疗、养老等，是我国当前面临的很大压力。所以一边要提高企业竞争力，降低企业税负，另一边还要增加民生的开支，提升居民福利，是当前我国财税战略里非常难处理的问题。

“政府要减税提高税制竞争能力，又要拿钱提高民生，二者是矛盾的。“他表示，未来财政要在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居民福利水平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矛盾的解决，一个要靠增量减税，一个要靠存量。即企业竞争力的问题用国民财富的增量解决，社保缺口要划转国有资本，用国民财富的存量解决。

“所以一方面要把国有资本的资源发挥出来，弥补社保缺口，使我国能够有资源、有条件来提高企业的税制竞争力；另一方面，要把农民社保的水平提高，逐步实现全国统筹。探索农村的社会保障跟城市的社会保障完全并轨，实现城乡并轨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因此，他建议，国有资本拨付到位后，还要解决农民二元社保的问题。让农民也加入社保。由于农民交的少，要补足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让农民领的跟城市居民领一样多，就要把农民在农村宅基地、承包地、集体建设用地的权益和资源拿出来交给国家，让国家给补足缺口，换取跟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社保。

“这两者如果能够同时推进，我国现在财税的困难，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许善达指出，社保改革对国家影响非常大，一是把劳动力市场弄好，二是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利益。要先建立全国统一的城镇社保体系，把城镇居民的社保全国统一，统一缴费率和领取标准，再让到城里落户的农民加入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最后再实现全体农民加入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

2020年1-11月，我国个税同比增长10.1%，是我国主要税种中高速增长的税种之一。个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个税下一步应该如何改革？

许善达指出，新税改将个税征收从分类制改为了分类、综合相结合的税制，这是个税提高的一个原因。“原来的个税基数并没增加太多，但是这个制度下综合税率就相应提高了，合并征税比以前要多交点，这是比去年上涨的重要因素。“

在个税改革上，他指出，一些高科技企业不仅是靠资产和设备，还靠研究人员开发支撑着，对于高科技人才的高税率实际上是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企业为了要竞争高科技人才，必须承担高税负这部分成本。

“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要吸引国际上那些特别有水平的专家，那么高的税负会加重企业的负担，这就影响企业吸收人才的竞争力，导致这方面的税制竞争力就比不上发达国家。“许善达说。

许善达认为，对于高收入人群，应该区分类别，凡是涉及企业劳动力成本的高收入者，应该降低税率。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应该建立跟物价挂钩的扣除制度。

他指出，我国物价指数跟一些国家不一样，有些国家物价指数是不同收入水平，有不同的物价指数，也就是月收入10万有10万的物价指数，挣1万有1万的物价指数。

“比如月收入1000块钱的人和月收入1万块钱的人，他们每个月购买东西的物价指数是不一样。收入越低的人，一是食品购买的比重越大，第二没有多少钱用于投资。这是经济规律，收入越高，投资比重越大，收入越低，消费比重越大。”

许善达表示，现在个税扣除额没有跟物价指数挂钩，往往好几年都不变。但每年物价上升，实际上就是在降低扣除额。“当时算扣除额是算一个月的基本支出5000块，第二年的基本支出可能超过5000块，但是我们这个制度还是5000块，这个办法要改进，建立跟物价指数挂钩的扣除额制度。物价挂钩每年都可以变的，物价涨多少就增加多少扣除。”

对此，许善达提出，物价挂钩里面，还要考虑在基本生活费的扣除里单独设计物价挂钩，使最低支出消费，跟这一部分的物价能够挂钩的更密切。 

最近学术界关于居民住宅房地产税的讨论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也没有什么新意见。“住房不炒”，我理解房价不要炒，媒体也不要炒“房地产税”。想了解我的观点这里几句话也说不完整，只要上网查询就可以知道，我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