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产融合跨行政区划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
是新型规模化之路的代表
说 明
联办财经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多年跟踪调研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金沙河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近年我们又调研了宜信公司提供金融支持的若干奶牛养殖场和土豆种植大户。几十位研究院的专家参与了这些调研，并对金沙河合作社的一二三产融合的探索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对中共南和县委加强对金沙河这种跨行政区划的大型合作社的领导的探索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专家们也通过不同方式对中共南和县委和金沙河合作社的探索提供了各自的智慧。
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对金沙河合作社做出多次批示，明确肯定“是个方向”。2019年农业农村部把金沙河合作社树立为全国合作社典型之一。
研究院在多年组织专家们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这份报告。专家们在讨论中总体上对报告给予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最后由研究院课题组对报告定稿。可以说，这份报告凝聚了农民和中共南和县、乡、村三级基层党委的探索实践，也凝聚了研究院专家们的智慧。
本报告中如有不当或错误之处，完全由研究院课题组负责。
目 录
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潜在危机........................ 1
（一）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退租甚至跑路所在多有，分散种植农户弃耕撂荒土地开始出现.................................................. 1
（二）农产品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对外依存度达到25%左右........ 3
（三）返乡农民工数量增加，土地承载压力增大................. 4
二、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6
三、当前我国先进农业生产力和落后农业生产关系的矛盾......... 12
四、一二三产融合跨行政区划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当前最适应先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代表........................................ 17
五、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应该再上规模化之路.................... 20
六、我国农业发展新型规模化之路的原则与方向................ 22
（一）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制度不变，既不恢复人民公社，也不实行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二次土改................................ 23
（二）坚持市场化方向，破除行政区划界限，尊重农民意愿，不搞政府行政命令....................................................... 24
（三）坚持市场化机制与农民利益保护机制并重的底线思维...... 25
（四）防止在规模化过程中非农化、非粮化................... 26
（五）工商资本下乡...................................... 26
（六）科技创新驱动...................................... 27
（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8
（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29
七、我国农业再上新型规模化之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30
（一）可以使现有土地资源生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农产品........ 30
（二）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实力..................... 30
（三）有利于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巩固农民的社会保障，减轻财政压力 31
（四）对农业生产力各要素的有效需求大大增加................ 31
（五）为我国过剩资金提供市场空间......................... 31
（六）必然推动农村的变革................................ 32
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潜在危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经历了7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家庭土地承包制大大地释放了被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在同样的土地资源下生产出远比承包制之前多得多的农产品。在这个基础上，再大规模进口农产品，从而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也在相当范围内废除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特别要强调的是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资源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外汇，可以说是这些外汇资源支撑了6至7亿亩耕地当量的农产品的进口，在这个意义上，进口农产品也可以认为主要是农民通过加工贸易“生产”出来的。这40年居民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其中所消费的国内生产的和进口的农产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逐渐产生新的问题，特别是中美贸易战也使农产品成为我国国际政治的重要领域之一。农业面临的潜在危机正在逐渐显现出来。我们应该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形成准确的预判。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潜在危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退租甚至“跑路”所在多有，分散种植农户弃耕撂荒土地开始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下滑，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以往围绕土地耕作的粮食种植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农民生活中的重心地位逐渐下降，并逐步由农民的主要谋生方式演变为家庭副业，且该项副业主要由我国农村的非核心劳动力成员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从事。与之相对应的是粮食生产在家庭收入中的地位已经基本被边缘化，据若干典型调查，粮食生产收入在农村居民家庭整体收入的占比仅有10%-20%，土地耕作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绝对主导地位降低至从属地位。农民不愿意对土地投资，撂荒土地逐渐增多。
40年来，我国农户收入结构已经出现重大变化，曾经靠种田吃饭、以土地为家庭全部生计来源的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度已降至历史低点，总体上说，粮食种植收益早已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土地耕作在农户家庭生活中也已经丧失了其主要生活来源的重要地位，转而成为一份仅仅可以支撑农民基本温饱生活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在现有条件下，单纯依靠有限的承包地产出已无法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不可能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途径。
而另一方面在土地流转中，以金沙河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例，投入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资源的主体在三者共同分享的财富中，三者分享比例为7∶2∶1。土地资源获得很大的份额，而投入劳动和资金的生产者只有20%和10%。对于生产者来说，这70%就相当于是生产成本。而所有农业生产资源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使种植成本逐年提高，很多种植大户退租甚至跑路。
土地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比重下降，而土地流转的地租又同时成为农业生产的沉重成本负担，这样一个“二律背反”的格局必然会阻碍土地流转，使分散种植农户的生产效率逐年降低。如不解决，我国农业将陷入困境。
（二）农产品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对外依存度达到25%左右
当前，我国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在人口增加、城镇化、膳食结构升级等因素推动下呈现刚性增长。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吨左右提高到0.45吨左右，提高了一倍多。但是，这尚不到美国人均粮食占有量1.1吨的一半。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此项指标还会进一步提高。而供给端则受到城镇化对耕地不断占有、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农业低效生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有效供给的产能潜力提升有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产品供需缺口不断扩大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近年来，我国每年粮食进口量均在1亿吨以上。这一数量约占我国国内粮食当年生产总量的20%左右，加上其他农副产品进口，换算约为6-7亿亩耕地的土地当量，按照国内18亿亩耕地产出进行简单测算，我国农业生产对外依存度已达25%以上。其中，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0%，高粱、菜籽油、糖类等作物对外依存度超过50%。
对国际农产品市场依赖度的逐年提升，农产品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不但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还成为我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掣肘。当前农产品进口已经成为中美贸易战的重要砝码之一，无论进口或不进口都对我国农业和整体国民经济以及相关的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在最新的中美贸易谈判动向中，中方已经确定将更多进口美国的农产品，包含小麦、玉米在内的美国其他主要农产品已经列入进一步扩大进口的范畴。而美国大米、小麦、玉米、大豆价格每吨分别比我国大米、小麦、玉米、大豆低73美元、103美元、180美元和530美元。如果放宽配额，加大进口量，那么国内三大主粮种植95%（小麦）、95%（水稻）、85%（玉米）的安全自给线是否能够守得住，将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难以控制的风险。
（三）返乡农民工数量增加，土地承载压力增大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我国劳动力生产要素均呈现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态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吸纳大量农民工就业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一度受到巨大冲击，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从此农民工去向也由单向流动转为“双向流动”，且“城市向农村”的逆向流动呈加速趋势，2015年全国返乡创业农民工人数为242万，2017年全国农村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数740万人，2018年这一数据继续攀升，达到780万人。
第一，产业结构转型中科技装备替代普通劳动力。随着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现有产业装备的机械化、智能化的更新换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低端制造业外迁，国民经济总体对重体力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逐渐削弱，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主体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据统计，2015-2018年，农民工就业结构中制造业的比重从31.1%降至27.9%，建筑业的比重也从21.1%降低至18.6%，仅这两个产业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数量在过去的4年里就减少了1640多万人。统计数据还表明，受中美贸易战影响，自2018年7月以来，已造成180-190万就业岗位减少，其中低端制造业中，皮革制品同期净减6.4%、木材同期净减少4.6%、塑胶净减少3.8%。随着贸易战的推进，此类影响还会加大。
第二，城镇人员就业的“挤出效应”。一直以来，我们就业统计系统专注于城镇人口，而农民工并不纳入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范围。因此，在同等的就业岗位应聘条件下，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相比，外来的农民工处于天然的劣势，一定程度上他们发挥着城镇职工就业的“调剂”和“补充”功能。例如在一些城镇居民不愿意就业的重体力和工作环境恶劣的岗位，基本上都是由这些农民工担当，一些季节性、周期性、流动性、临时性的非稳定工种也多数由他们来填充。一旦出现波动调整，这部分缺乏必要就业保障的农民工就只能失去就业岗位回乡。在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国企改革”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民工群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裁员或被城镇居民替代的首选对象。
第三，农民工老龄化。40年改革开放，最早进城打工的那批农民工均已到退休年龄，受制于户籍、社保、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购买压力等多重因素，真正能够在城市扎根落户的农民工数量并不多，多数农民工在退出高强度体力劳动以后也无法享受教育、医疗、社保等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无奈的选择仍是返乡。2018年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年龄为40.2岁，2014年这一指标仅为35.5岁，每年提高一岁。与此同时，5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占比达到22.4%，这一比例相较2014年增加了5.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当前我国2.88亿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就有 6400多万人。由于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工作主要为缺乏技术含量的重体力劳动，年龄是重要的分水岭，50岁以后很难再继续坚持，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我国将迎来老龄农民工的返乡潮。
农民工返乡使农村土地的人口承载量增加，而土地生产效率增长必然低于返乡农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因此农村土地收入扣除生产和生活成本后的结余，即土地的净收入必然会大幅降低，相当于“人口负红利”。农民工失去城镇就业岗位的返乡和老龄农民工返乡，造成的“人口负红利”与青年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农民在农村创业成功的“人口红利”对冲，在未来一个时期，总体上出现“人口负红利”的概率很大，由此引发的农民总收入的减少和土地生产净收入的降低将是我国农业面临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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