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办财经研究院课题组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军用科技通常领先于民用科技，同时绝大多数军用科技可以转化为民用科技，产生社会财富，取得经济效益。这就是“军用科技释放经济红利”。
一、国内外的经验教训
1、苏联的教训
二战后期，苏联充分发挥了自身科技工业的优势，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相对于德国比较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保持着战场上的科技均势、甚至优势，为取得最后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苏联坚持军用优先，继美国之后很快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一系列先进武器，并先于美国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率先将人类送入太空，显示出了雄厚的军事科研实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段时期内，苏联的军事科技工业与美国并驾齐驱。
苏联在陶醉于拥有可以与美国争霸的军事实力的同时，却犯下了严重的战略错误，没有把“军用优先”与“释放经济红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与美国保持均衡的军事实力，不得不消耗越来越多的国民财富，投入武器装备研制和列装。致使许多先进军用技术仅停留在军事领域，民用产品因科技落后失去了市场竞争力。苏联民航飞机的失败就是最典型的实例。军用科技工业建设需要付出巨额的经济代价，不得不大幅度减少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所需要的资源投入，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居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这些均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苏联军用优先的战略消耗了巨额的社会财富，而没有形成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没有使军用科技释放经济红利，无疑是战略性错误。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2、美国的经验
美国建立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一方面，坚持军用优先；一方面，根据军力水平的提升，不断地针对不同的市场需要解除军用技术限制，大力推动军用科技创新成果释放经济红利，使得看起来没有或者很少具有市场价值的军用技术创造出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例如美国在1976年把军用的数字图像传感器、GPS、纳米纤维净水器、遥感技术、微波炉等近2000项军用技术转入民用，释放出了难以估量的经济红利。即使是军事技术装备，也根据不同国家与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关系，解除不同等级军用技术的国际市场销售限制，从而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军火商，使其生产军用科技产品的企业获取了直接、特殊的市场红利，从某种程度上也减轻了政府科技资源投入的财政压力。
在美国，没有仅从事军用科研和生产的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民营企业具有追逐利润的本能，具有将军用科技创新成果释放经济红利的内在动力。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美国企业所拥有的军用科技创新成果释放经济红利的效率非常高，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军用科技创新的成本，形成了“军用优先”和“释放经济红利”的内在统一和良性循环。
3、我国的经验教训
我国在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刻总结。回顾历史，我国坚持军用优先的科技创新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毛泽东同志早在1956年，就把处理好国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为不再照搬苏联体制的十大关系之一。但是由于当时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的现实情况，中央提出了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实行了耗费巨大的“山、散、洞”三线建设。虽然这些建设对于调整国民经济布局、预防侵略战争发挥了作用，但是总体来看代价过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国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若想保持与发达国家军事能力的均势，单纯采用“军用优先”的政策必然要消耗掉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国民财富，严重地削弱经济发展能力，进而也不能够为“军用优先”提供足够的资源。
特别值得总结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判断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因此提出“军队要忍耐”，军工企业实行“军转民”，逐步从消耗社会财富转为创造社会财富，我国的军用科技创新开始释放经济红利。
但是“军转民”的战略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后期存在的军队经商问题，导致腐败猖獗，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如何在严禁军队经商的前提下充分使军用科技创新释放经济红利，成为建立我国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的重大课题！
二、充分释放军用科技创新的经济红利
目前，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首要的竞争“对手”（Rival）,美国一些媒体则直接把中国说成是美国的“敌人”（Enemy）。特朗普在执政一年以后断然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把中国列为头号竞争对手，这是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面对这种调整，我们必须做好全面的应对，而其中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好军事和经济的关系。
毫无疑问，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提出的“军队要忍耐”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目前我国必须大幅提升军事实力，尽快缩小与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以便应对各类危机和挑战。但是，这种提升是有限度的。为了不重蹈苏联的覆辙，我们必须控制“军用优先”战略所消耗的资源，在通过提升装备科技水平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充分释放军用技术的经济红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如果仅强调军用优先，又不能从越来越多的资源消耗中汲取经济回报，势必将影响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损坏经济增长的动力，影响“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导致经济不能为军事提供足够的资源，使“军用优先”变成无源之水。为此我们必须确立自身提高军事实力的目标，既要加快提升我国军力的质量和科技水平，并促使军用技术释放经济红利，决不能在军事规模上像苏联那样与美国在全球争霸。
这一目标的内涵是：其一，我国要尽快缩小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军事实力之间的差距。若想缩小差距，我们必须对军事科研给予更大的投入，并积极推动军用科技释放经济红利。其二，我国的军力完全是为了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我们要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并保持对周边国家的军事优势，以便巩固国防，保护经济发展。同时我们要看到，除“台独”可能导致的冲突外，我们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对周边国家主要是保持威慑能力和自卫能力，因此，在军力质量上要不断提高，在军力规模上要保持适度。如果不提高军力质量，我们难以保证安全；如果不控制规模，就可能过度消耗资源，损害经济发展，并最终损害军事实力。
综上所述，单纯的实施“军用优先”，并不能够保证实现我们提升军事实力的目标，关键问题在于提高“军用优先”的效率。其一是提高“军用优先”的投入产出效率，我国的科研机构和人员能否用较少的资源突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缩小与美军的差距，甚至在若干领域消除差距，在某些特殊的领域实现超越。其二是加快推进军用科技创新成果释放经济红利，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实现“强军”与“富国”的内在统一。我们决不能忽视军用高科技所蕴藏着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只要打通军用科技释放经济红利的通道，必将释放出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大的社会财富，实现国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协调、高速增长。这是军民融合一体化科技创新是否成功的核心标志，是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的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