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于9月23日在上海举行。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出席并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下面我跟大家交流。我主要考虑现在想一个什么事情，从2015年的年底，我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改革，对于供给侧改革，我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我们原来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措施，我们的“三去一降一补”，都是措施。政府制定一些新的政策，国家要推行的一些新战略，来解决我们经济中的问题，但是你想为什么我们在2015年底，会出现这么一个工作方向的调整，经济工作方向的调整。
我认为，实际上刚才焦扬书记也讲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经济转型的关口，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算，大概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你现在想想，我们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依靠的发展的路径，一个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农民工，低价劳动力，甚至我们以牺牲农民工的社保为代价，来降低所谓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我们劳动力成本低，所以我们搞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用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我们换取了外汇。同时，我们引进国外的一些投资，这是我们这几十年发展中间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来源。
我们在自己企业的发展上，实际上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代价，我们发展比较多的，发展比较快的，是资源投入的，我们消耗了更多的煤，消耗更多的油，消耗那么多的铁矿石，资源投入。同时牺牲了我们的环境，在资源投入里面，环境资源投入的这个量，是非常之大的。这都是我们这几年发展，我们付出的代价，付出的成本。
我们是有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对这种发展，我们也要有一个冷静客观的评价。这种发展方式，从总体来看，可以说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提出要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里面，也包括了政府的政策也要转型。
如果我们大家注意的话，十八大以后，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之间，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大家知道开了金融工作会议，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金融战略：金融行业是为实体企业服务的。这句话，我们几十年没有说过，这句话对于市场的定位是一个战略转型，我们国家，不能走脱实向虚这个路，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走这个路。确实在实际情况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走向，所以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来，金融要为实体行业服务。这一句话不要低估了，对于我们今后金融的发展和实体行业的发展，是有非常重大调整的内在含义。财税政策，争论了很多年，去年政治局的会议，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决定，降低宏观税负。我们这么多年，没有提过这样的方针，这说明国家在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分配里面，做了一个最新的战略调整。而且今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宣布的数字是营改增减税七千个亿。在营改增完成之后，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调研，这个调研我也参加了，而且还到上海来调研。调研完了以后，在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大家看新闻媒体是报道了的。俞正声主席最后有一个讲话，讲话中间，他特别明确营改增并没有全面的完成降低宏观税负这个任务，也就是说降低宏观税负的任务还要继续的向前推进。政治局去年做出这个决定，经过营改增，减了七千个亿，仍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他提出来：“一要研究进一步减少税率档次的措施，适时稳妥推进。二要进一步研究扩大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措施，实现进项税应抵尽抵。三要完善金融业营改增政策，在总结现有工作的基础上，优化金融业增值税设计，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四要健全抵扣链条，解决链条不完整、税率不统一的问题。五要研究留抵税款过大、增长过快的问题。六要简化手续，规范程序，加强执法检查，打击违法行为。七要进一步落实降低宏观税负的措施”，他不是行政的领导，他只能说要研究。但是我认为他在会议上做出的总结发言，是反映了我们国家财税政策的转型还没有全部的完成，还要继续的推进。我认为这代表我们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适应整个经济转型的这么一个动作。
现在从企业，从市场来看，就是那种劳动密集型企业，基本上有的是自己关掉了，有的是外迁了，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包括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已经外迁了。那些落后产能也在逐步淘汰之中。
我们现在要求的，国家鼓励的就是要增加我们经济的科技含量，增加经济科技含量，那就是企业要大力的加强研发。这样的一个转折，非常艰难，事实上，我们工信部的苗圩 部长，对我们国家的技术水平的描述，我们在全世界属于第三档水平，这样一个转型需要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我们现在宏观的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不能完全适应这个转型的要求，所以这样一个总体的调整，还在继续进行中，在这样一个国内经济转型的形势下，我们对外的经济战略，对外的经济方针，又提出了一带一路。今年5月份北京的会议上，领导人明确一带一路不要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地理概念，因为会议上有人问了，拉丁美洲的人参加这个会，他们算一带一路吗？领导人答复是说，来参加会议的都是一带一路。这就说明，一带一路你不能把它理解是一个地域概念，他们很多人计算，说一带一路有多少国家，有多少人口，多少GDP，这个研究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把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新的对外经济战略，只理解为是一个地域概念，那就不够准确。
我认为一带一路是我们整个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转型，一个调整。大家知道，我们多年是双顺差，我们贸易顺差、资本项下也顺差，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我们国家有外汇结算制度，这样的一个对外经济关系，对我们国内的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货币超发。我们结算要拿人民币来买外汇，然后我们外汇资产的结构又大量的放在美国的国债上，美国国债最大的好处就是流动性好，它从来不违约，但是回报率极低。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我们设立中投，也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外汇的回报率偏低的问题。
现在实际上一带一路要从外汇资产的结构上看，就是调整我们外汇资产的结构，我们要减少我们外汇资产的货币形态，增加我们的外汇资产的实物形态。所以我们对外叫投资也好，叫借款也好，种种的形式，通过我们的外汇的输出，把外汇的货币形态改成实物形态，这样我们和很多国家的资源能够整合。有些国家它有资源，但是你想任何一个经济体，要创造财富的话，它必须有若干种资源整合在一起。很多国家，它有这样的资源，有那样的资源，但是它缺乏资金的资源。
同时我们国家去产能的问题，我们知道去产能，淘汰了那么多落后的产能，但是优质产能是不能淘汰的，优质产能是要靠增加需求来解决的。不能把好的产能，都把它关掉，都把它砸掉。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把落后产能淘汰掉，地条钢淘汰了几千万吨，那些小煤矿，小水泥就不用说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优质的产能，这些产能，也仍然过剩，所以我们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通过我们资金的输出，带动我们很多产能的输出，我们现在投资项下已经是逆差了，而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出口萎缩的情况下，还维持了出口的规模。这对外经济战略和对内经济战略，它是一个相融合的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完全剥离，而是有内在联系的。
对外经济战略调整得越好，对我们对内的经济转型，就会带来很大的正面的作用。同样，我们境内的经济转型做得越好，我们对外就可以做得越好。同时，我们还要通过这个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不容易，但是通过我们一带一路的战略，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包括一些贸易的计价，投资和贷款的货币种类等等的，这是一个很长期工作的新的启动。
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要来考虑，如何来应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包括中国内部、中国外部。所以境外到中国来投资，它要考虑你经济转型，它要投什么，不投什么。同样，它在境外的合作，它也要考虑，我拿什么资源来跟中国整合。所以我们中国的经济转型，实际上是影响了全球资源的配置，中国的经济，总体来说我们的实力还是有限的，虽然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毕竟还不能说好像我们主导了这样一个东西，中国还远远没有这样一个实力。全球化的问题，很多人现在用一种语言来描述，现在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我个人认为用“逆全球化”来表达，来描述这样一个现象，不是太准确。
我倒认为现在全球化处在一个新的变局的状态。中国的经济转型，包括刚刚讲了国内的转型和国际战略的调整，都是影响全球化的。但是对全球化变局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大家知道，从1945年开始，成立世界银行，成立IMF，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它的马歇尔计划，美国经济变成一个全世界主导的经济。到了1971年，它把黄金和美元的比价，固定比价废除了。他们又让美元和石油挂钩。很多财富不是他们创造的，他可以通过铸币税来分配，而美国国内的经济，它有两大主导的领域，一个就是金融，以华尔街为代表的，一个就是高科技，美国的高科技是遥遥领先，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里根总统搞了一次税制改革以后，90年代美国的IT技术就取得了阶梯性的档次的提升。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制造业还跟美国有一场竞争，还有苏联的美苏争霸。90年代以后，前苏联解体，日本的经济跟美国竞争，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平台，为什么？美国高科技，已经上升了一个新的档次，以IT业为代表。
现在全球的发展，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都在延伸，其实他们都在搞信息技术的延伸。而信息技术的核心的东西，都控制在美国人手里。所以美国这样一个它的经济战略，美元的铸币税，加上美国的高科技和金融领先的地位，支撑了美国经济这么多年。但是它的战略也有它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就是就业。因为美国劳动力成本非常高，但是它一般制造业也在萎缩。因为它要通过铸币税来获取别人实际的财富，所以它一般的制造业都急剧的萎缩，这样引起美国蓝领的就业率非常低。
特朗普在竞选中能够竞选成功，当了总统。在竞选当中，他所得到的选票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州都是蓝领的失业工人给他投票，支持他。如果你现在看，美国现在实际上他退出TPP，他要重新谈判《北美贸易协定》，《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等，在国际规则上，他要贯彻一个美国第一。他现在逼着这些跟他有贸易逆差的这些国家，要把它的产品的生产场所，移到美国。
现在看中国的曹德旺先生的福耀玻璃，福耀玻璃本来在美国就有市场，他卖给通用、福特的汽车玻璃，他现在只不过把在中国的生产基地搬到美国，他市场没有变，还是给通用和福特卖汽车玻璃，但是要到美国来生产，美国也是招商引资，给你很多的优惠，各种待遇。所以曹德旺先生计算，他卖给美国的汽车玻璃，在美国生产，综合成本率比在中国还要低。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曹德旺了，不是一个民营企业的问题，我们有好几个央企，都把原来生产基地在中国而产品出口到美国，都搬到美国去了。
中车集团，在美国建了两个企业，生产地铁的车辆，让美国更新它的地铁车辆。中建材，刚刚说了曹德旺是汽车玻璃，中建材在美国投资搞建筑玻璃，盖大楼，盖房子的玻璃，也到美国去投资，还不光中国，好几个国家，有一些大的跨国企业、公司，都开始把生产基地，往美国迁。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开始了，而且还在继续的发展，这样一个调整，冲击了中国，冲击了很多国家，本来你是自己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国际贸易关系是这样的。现在，你到美国来生产，这个市场仍然还在美国，但是你不能在外面生产你要到美国生产。对全世界投资的格局和贸易的格局，这个冲击就非常大。
而且他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要做大调整。货币政策，美联储已经决定要缩表了，这是几十年没有的事，它的货币政策调整，一定会为全世界货币整个的运行，会带来极大的冲击。
特朗普的减税方案，4月份已经报到议会，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议会人物，都表示支持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这是一个灰犀牛事件，只不过发生的时间和减税的量的大小会有一点误差，但是总体上，这一轮的减税一定会发生，所以它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和财政政策的调整，一定会吸引投资，而且它会推动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进一步的提升。美国科技委员会今年年初给总统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就讲到，芯片行业从来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行业，美国政府要注意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一定要保持美国芯片行业的领先的地位，所以最近又否定了一项中国企业购买美国芯片企业的这样一个项目。
所以现在它要维持它的金融的领先，维持它高科技的领先，同时通过它的各项政策的调整，包括外贸、货币、财政，来吸引那种一般的制造业，迁到美国去。这样一个格局，全世界投资的流向，贸易的流向，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我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出现一个逆全球化。没有逆全球化，没有一个重要的国家会愚蠢到说我不全球化了反而对国家有好处。但是全球化处在一种变局之中，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都在希望又要抓住全球化给经济带来的好处，享受它的利益，同时，又要考虑我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通过游戏的规则，通过政府的力量，通过企业的力量，我如何能够分配到更多的新增财富。这个变动现在已经发生了，有一种说法，英国退欧是逆全球化，你们要看看，英国退欧的方案，它仍然坚持要跟欧洲有一个共同市场，它是不改变的，经济的共同市场，它不会退出，它要退出的是跟欧盟之间的财政统一政策，社会政策，接受移民，补贴多少钱等等，它要退出这一些东西，但是它坚持要跟欧洲仍然维持共同市场。
所以我认为全球化根本没有什么逆转的趋势，只是各个经济体，都已经看到一定要坚持全球化，从全球化中间，如何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你通过各种政府的力量、企业的力量，通过你所控制的资源，来在全球化所创造的新增财富中间能够获取更大的份额。我认为，这才是现在全球化的一个变局的一种格局。
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很多的重要的十八大以后的经济决策，是有前瞻性的。这种前瞻性，从一种理念，一种工作的方向，要落实到我们的政策上，那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企业的调整也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样一个大趋势，要把握住了，我相信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所以我就想对全球化的当前的变局的形势，我做一点分析、看法，大家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