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3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GDP数据仍然是许多地方考核评价领导干部的第一指标，许多地方领导干部仍然是把单纯追求GDP增长作为主要政绩。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成“以提高GDP为中心”，各领域工作都服从GDP增长，一切指标都以GDP为基准。这样的情况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需要肯定的是，过去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确实激发了广大领导干部发展经济、服务企业、开拓进取的热情和干劲，成功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唯GDP论的政绩观显然已经无法跟上时代步伐，其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
首先，GDP这个指标本身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GDP增长率高并不等于经济发展好，而要衡量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否全面发展。否则只能是不可持续的、急功近利的发展。如果只管局部不管全局，只管城市不管农村，只管经济不管社会，只管眼前不管长远，即使某一方面暂时“上”去了，最后还是会掉下来，而且还会付出更大的成本或代价。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经济发展了、资源却破坏了；许多城市漂亮了、空气却污染了；国民收入富裕了、收入差距却拉大了；蛋糕做大了、幸福却降低了。时时袭来的雾霾、接连而至的矿难、大江小河的污染，许多耀眼GDP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百姓利益的严重受损。
其次，因为以GDP论英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金玉其外却败絮其中。一些本来不需要、不符合国家发展政策的项目上了日程，一些生态、社会效益好，但是对GDP贡献不大的项目却被排挤了出去。根据国家发改委在2013年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约1.5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要建200余个新城新区，如此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加上各地频现的“国际化大都市”规划，不时曝光的“空城”“鬼城”等问题，背后是各级政府对GDP的趋之若鹜。以辽宁省有组织的在GDP及相关经济数据弄虚作假为代表，说明确有“数据出干部，干部出数据”的问题存在。
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果领导干部只关注GDP的数据，而轻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的提高，这显然就违背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初衷。多年的事实证明，只要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导向哪里，领导干部的工作重心就会导向哪里。现在领导人已经提出了“不以GDP论英雄”，中组部也明确在干部考核中“不唯经济指标”，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应该建立更科学全面的政绩考核体系，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考核干部政绩、考虑干部升迁的重要依据。建议把这项任务列入十九大政治报告。
改革需要自上而下，要从顶层设计开始着手。这就要求从中央开始就淡化GDP指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分别提出了GDP翻番的目标并且都已实现。而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推算，要想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翻番目标，“十三五”期间的年均GDP增速不能低于6.5%。这就限定了我国未来五年政府的工作任务要确保GDP不能低于6.5%。而根据世界经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经济发展仍然面临很严峻的下行压力。
由于美国页岩油技术的突破，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全世界能源领域投资额急剧萎缩，延伸影响各行业投资额大幅缩减。投资需求的减少，导致我国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日益凸显。尽管十八大以后，决策层强调了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但是由于 “十二五”规划执行的“惯性”，导致过剩产能继续膨胀，问题愈加严重。面对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我们坚决改变依靠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果断实施供给侧改革，并把“去产能”列为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而去产能任务的推进，必然会影响GDP增速，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已经放弃了依靠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的战略，在世界经济投资规模大幅度萎缩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以前，许多专家认为经济发展速度低于6.5%的可能性不小。
为了GDP增速能够不低于6.5%，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出口方面，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降低，导致投资下降，而贸易又严重依赖世界投资规模，使得中国的外贸环境相对恶劣。同时，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加工贸易企业外迁，尽管政府实施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来扩大出口，但还是无法根本在短期内扭转我国外贸规模的萎缩。投资方面，2008年的4万亿投资已经结束，政府主导的包括铁路、公路、地铁等为主的基建项目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民营企业投资创新低。钢铁，煤炭，电力，水泥，制造业等投资规模出现负增长。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大幅减弱。消费方面，居民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是收入差距缩小幅度有限，楼市价格不断上涨，吸金作用很明显，削弱居民消费倾向。“三驾马车”的力度萎缩使得GDP增长速度低于6.5%的可能性非常大。许多经济学家判断，如果一定保住6.5%的GDP增速，就有可能恢复提高杠杆率扩大投资的老路，这违背我们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战略。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与我国主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既然决策层都已经明确“不以GDP论英雄”了，我们建议，对2020年的GDP翻番的目标也应该淡化，能“翻一番”固然好，“翻不到一番”也没关系。不应该再把“GDP翻一番”放在发展目标最优先的位置。十九大政治报告应该建立新的指标体系来总结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指标应该是更能反映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和生态效益。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应该是社会民生，资源环境，科技创新进步后的自然结果，经济发展中的GDP目标不应该带有约束性。
因此，我们建议，在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可以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的顺序做一些调整，将“民生福祉”特别是就业和居民收入放在首要位置，其次是“资源环境”，“创新驱动”最后才是“经济发展”。这样的变化能向地方领导干部传达出中央工作重心的转变——GDP不再是最优先的目标。同时，在指标中加入一些能反映国家实力，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新指标，来健全对领导干部工作考核的新体系。
我们具体建议，修改和补充以下《“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同时调整指标顺序并列入十九大政治报告。这些指标同样可以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工作的标准。
民生福祉
1. 建议加入“城镇隐性失业率”指标反映城镇就业情况
目前，依靠城镇登记失业率来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是不准确的。由于部分僵尸企业里的职工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状态，但他们仍然统计为就业人口。最后，在坚持供给侧改革的战略中，一些企业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会导致部分职工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如果企业解决不了这部分职工的再就业，他们也将处于待业状态。这些情况导致我国目前统计的城镇就业人口中，实际上有一部分处于隐性失业、或者半失业的状态。因此，我们的失业数据应该既要包括传统的登记人群，也要包括这些隐性失业与半失业人群。特别是在推进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隐性失业与半失业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如果能改善与解决好这些就业问题，这将是国家在民生工作上的巨大成就。
2. 建议加入“农民从事农业产业人口”与“农民从事非农产业人口”指标反映农民就业情况
我国目前反映就业情况主要是依靠城镇登记失业率，而该统计没有将农村人口的就业情况统计在内。目前农村人口就业主要分为从事农业产业生产与从事非农产业两大类。农村人口就业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面积扩大，合作社的兴起导致农村从事农业产业的人口减少，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急剧增加。添加这两个指标能更好的摸底与了解农村人口的真实就业情况。如果这个两个指标有很大的改善的话，将标志着国家在“三农”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
3. 建议加入“基尼系数”指标反映居民收入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是0.34，在2002年便超过了0.4的警戒线，到2014年是0.46。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4以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必然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逐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我们建议，应当将基尼系数纳入十九大工作报告，如果基尼系数得到降低，便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4. 建议修改“城镇棚户区改造2000万套”指标为“中低收入群体住房改造5000万套”
习总书记在谈话中强调“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准确的定义了住房具有民生属性又具有经济性质。住房是居民最基本的民生要求，但是长期以来房产政策总体上偏于经济发展而忽视民生。据2012年全国人口普查，到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有1700万户人居住面积小于8平方米，2800万户住宅没有自来水，5000万户住宅厨房厕所不全。长期以来，这些民众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建议，将“城镇棚户区改造2000万套”指标修改为“中低收入群体住房改造5000万套”，并列入十九大政治报告。如果在2020年之前能全面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5000万套问题住宅，这将是国家在民生工作上的巨大成就。
资源环境
5. 建议加入“环境退化成本”指标
“高发展，高污染”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代名词。根据环境保护部直属单位环境规划院的研究调查显示，污染导致的环境退化成本占2010年GDP的2.5%，而其增速超过了GDP增速达到了13.7%。我们建议，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注重环境的保护，将对环境污染成本的降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加入环境退化成本指标是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如果2020年该指标下降，便是我国在环境方面的巨大成就。
经济发展
6. 建议加入“国民总收入（GNI）”指标
我国GDP增长反映在我国境内社会财富的增长非常重要，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财富并不都归属我国居民。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外国居民的财富。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外资撤离我国，其中减少的社会财富既包括我国居民的，也包括外国居民的。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对外投资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创造的财富，GDP不属于我国，但属于外国的GDP中有属于我国居民的财富。GDP已经无法反映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果。并且，单凭GDP使我们在衡量他国实力时，特别是对转型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造成误判，错误的得出了“日本失去了20年”的结论（请看《关注信息》2016年5月6日第二期）。因此我们建议，应当加入GNI指标，更客观地反映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果与经济转型的进步。
7. 建议加入“我国对外投资收益率”指标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由以往的引进外资为主到现在的主动资本输出。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强，投资收益率就变得尤为重要。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5年我国国际投资收益为逆差734亿元，对外投资收益少于对外负债收益。而2005年到2015年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年平均收益率仅为3.3%，如果在2020年，我们能够提高对外投资收益率，便可以反映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步，对我国继续实施对外开放战略转变是一个很好地鼓励，作为十九大的汇报内容，也是经济取得重要进步的体现。
我们认为，如果十九大的政治报告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改变，淡化GDP指标，那么这作为顶层发出的讯号，对地方领导干部转变发展理念，改变中作重心，改善社会民生必然能起到极大地积极作用。我们的改革必然会更加成功，国民经济发展将会更健康，人民更满意，那么这个结果才是人民更希望与期待的。毕竟，中国梦不只是GDP，而是人民群众更幸福的生活。
（附表是根据我们的建议，修改整理过后的《“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红色字体内容为具体建议修改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