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有诸多争议。其中一种最尖锐的意见是：国资国企是我党执政基础，国资国企改革将削弱我党的执政基础。这是关系到国资国企改革的大是大非问题。只要国资国企改革的结果是削弱我党的执政基础，无论列举出多少改革的红利，均不足以抵消这一重大负面作用。

 我们在国企改革之一《现行国企制度必须改革》中已经从问题导向的逻辑出发，剖析了现行国企制度的弊端，得出的结论是现行国企制度必须改革，不改革国企就无法完成“新常态”形势下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必须回答国企改革是加强还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对此次国企改革设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重点讨论了：按照国企改革之二中设计的改革方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

 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实施这种国企改革将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论证如下：

一、国企改革将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前瞻性、战略性领域，从而增强我国支柱产业的竞争力，是对我党执政基础的强化而非削弱。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实现分享发展成果（虽然分配财富的方式并不公平），同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关键领域封杀遏制我国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发达国家决不会实行市场化机制。美国及欧洲限制向我国出售的高新技术项目无论我国出何等高价购买，都一律拒绝；连已经出售的高技术项目，比如预警机、黑鹰直升机等也重新封杀；有些项目可以将中等水平的技术转移给中国，同时封杀我国高水平技术的研发能力。我国如果不能独立自主开发，将永远受制于人。这些关系国计民生、被发达国家封杀的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需要巨额资本投入。例如，大飞机、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高铁、卫星、芯片等。绝大多数民间资本对这些需要长期投资、长期无回报、有重大研发失败风险的项目缺乏投资积极性，不可能进入或者没有能力发展。这和发达国家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公司从事高科技开发的格局完全不同。即使是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政府仍通过多种形式的手段干预和控制这些私人资本公司。比如英国对罗·罗发动机公司实行一英镑金股控制；美国国防部以取消军事订单为由强迫麦道公司的私人股东同意被波音公司兼并。我国完全依靠财政拨款来支撑这些领域的开发是力不从心的。在时不我待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通过“管资本为主”的新体制，使国家资本从某些非战略性领域里退出，转而更多地进入到这些领域，从而实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在这些前瞻性、战略性领域集中国有资本获得战略性突破，可以大大强化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实力，从而大大强化党的执政基础。否则，巨额国有资本沉淀在一些与国家重大战略关系不大的领域，而这些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则由于投资不足而进展缓慢、困局难解。两种格局孰加强、孰削弱我党执政基础，结论是很清楚的。

    二、通过国企改革实现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并将其中一部分投入国家社保体系建设，可以使全民直接共享国企发展的红利，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强化党的执政基础。

我国国计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国家社保体系仍然处于建立健全过程中，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主要体现在：社会成员个人和单位社保缴费水平偏高需要改善；原计划经济遗留的退休人口养老金发放以及养老金发放水平上调导致的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部分非公经济组织员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以及部分农村居民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这部分人口社保体系尚待建设。

导致这种状况的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当时的国营企业和职工均不缴纳社会保障基金，这部分本应该缴纳进入成本的基金形成了利润而转化为国营企业的资产。这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欠账。这部分欠账目前主要是由现在的企业和职工缴费来偿还的，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目前我国养老基金缺口中这部分因国企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历史欠账，必须用国有资产来偿还。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可以使这笔历史欠账的偿还能力得到保障和落实。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多年来，国有企业都是以国家财政拨款作为资本金；国企改革进程中，为了核销多年形成的坏账，又投入大量财政拨款。而长期以来国企在经营中形成的利润，上缴财政的数量却非常有限。国家代表“全民”投入巨额资金，但是“全民”难以直接享受到国企经营的利润分配的福利。虽然国企发展对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全民”享受不到直接的福利也是不合理的。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并将其中一部分投入社保建设，不仅可以不断降低社保缴费率，提高社保待遇；还可以实现健全城乡社保体系的作用，使国企发展的红利进一步由全国人民直接共享，使国企与全国人民形成更直接的利益共同体。另外，政府对承担国民经济重大支柱作用的国企给予了很多资源分配、政策安排等方面的支持，只有将国企发展的红利与全民社保挂钩，才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国企与民企、国企与全民的和谐关系，让全民，包括民企股东和雇员均从国企改革中分享国企发展的红利。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力的制度建设，可以肯定，这将大大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三、国有资苯退出部分领域而率先进入关系国计民生的前瞻性、战略性领域，起到一种先锋与示范作用，是“国进民进”，而不是“国退民进”。

    国有资苯退出部分领域的实质是放大国资功能、实现国有资本总量的增加和国有资本在各产业、各领域配置结构的调整。同时，在国有资本退出的产业和领域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投资导向和成熟的产业基础，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可以有效地消除某些领域“国进民退”的挤出效应，从而在总体上实现“国进民进”；在结构上，某些领域“国退民进”;某些“民不进”的领域“国进”。这种总体上的“国进民进”，结构上国有资本将承担更多更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前瞻性、战略性领域的发展责任；而民营资本则在非前瞻性、战略性领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将大大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四、实现以“管资本为主”的体制可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治理水平，防止国资缩水甚至流失，从而堵塞国资运营管理中各种削弱我党执政基础的漏洞。

“以管资本为主”可以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机制，改善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下滑、甚至资产缩水的现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竞争领域，原“国资委代表国家和全民出资一股独大”实施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模式，已经严重困扰着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甚至给国有企业的治理带来种种弊端和负面影响，使国家和全民的利益难以有效实现。这种状态下的国资国企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和活力，甚至连保障国家和全民的根本利益都成了问题。以“管资本为主”并不是排斥或反对“一股独大”，但我们的方案主张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之外的必要领域，因地制宜地实行“多元主体的国有资本一股独大”,即：通过改革，形成不同的国资出资人主体、不同的国资运营主体，在出资、运营层面实现各主体之间以所肩负的不同利益责任来形成国资管理运营上的相互监督与制衡机制。如，通过多主体管理运营国有资本（例如，各类国资运营公司、社保基金等），改变目前由国资委单一主体代表国家和全民行使所有者权益的一股独大模式。在必须保留国有部分“一股独大”的部门，形成国有资本在该企业的股权结构中由多主体持有，但股权份额加总后可以保持“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形式。这样可以形成多个国有资本投资主体之间以各自利益责任为导向的、经营管理上的相互制衡与监督机制，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强调的是，在供水、供电、供气这类“公共性”和“营利性”并存的领域，要把握“公共性”是第一位的，“营利性”要服从“公共性”的原则来设计安排。这种资本架构和相应的公司治理架构显然优于目前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单一国有资本持有主体一股独大模式所导致的“一言堂”、“三会”形式化等的体制。国企经营水平可以提高，资产流失可以有效控制。当然是强化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五、以“管资本为主”的管理方式可以有效释放国有资产的流动性，优化国有资产的配置质量，增强党和政府驾驭经济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能够实现盘活国有资产、赋予国资流动性的目的。国有资产没有流动性。改革使一部分国有资产转化成有良好流动性的国有资本。如果政府手中掌握几十万亿甚至上百万亿具有流动性的国有资本，就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灵活、机动地调整国有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配置结构。这样，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战略调控能力会大大提升；把握经济全局的主动性也会大大增强。同时，国有资产的一部分资本化运营，不仅增加了流动性和主动性，而且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来转换投资方向、优化国有资产配置结构，适时引领和调整社会资本，并调整全社会的经济结构。通过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管资本为主”其实是改变过去我国国有资产配置结构偏重于在传统产业实体经济中的绝对数量要占主导的被动局面；形成国有资产在国家经济系统中的配置从战略性权重、前瞻性覆盖面、到配置的结构质量达到全面提升的主动局面。通过释放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来增强党和政府把握经济大局的能力，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

 对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有诸多争议。其中一种最尖锐的意见是：国资国企是我党执政基础，国资国企改革将削弱我党的执政基础。这是关系到国资国企改革的大是大非问题。只要国资国企改革的结果是削弱我党的执政基础，无论列举出多少改革的红利，均不足以抵消这一重大负面作用。

 我们在国企改革之一《现行国企制度必须改革》中已经从问题导向的逻辑出发，剖析了现行国企制度的弊端，得出的结论是现行国企制度必须改革，不改革国企就无法完成“新常态”形势下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必须回答国企改革是加强还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对此次国企改革设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重点讨论了：按照国企改革之二中设计的改革方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

 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实施这种国企改革将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论证如下：

一、国企改革将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前瞻性、战略性领域，从而增强我国支柱产业的竞争力，是对我党执政基础的强化而非削弱。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实现分享发展成果（虽然分配财富的方式并不公平），同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关键领域封杀遏制我国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发达国家决不会实行市场化机制。美国及欧洲限制向我国出售的高新技术项目无论我国出何等高价购买，都一律拒绝；连已经出售的高技术项目，比如预警机、黑鹰直升机等也重新封杀；有些项目可以将中等水平的技术转移给中国，同时封杀我国高水平技术的研发能力。我国如果不能独立自主开发，将永远受制于人。这些关系国计民生、被发达国家封杀的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需要巨额资本投入。例如，大飞机、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高铁、卫星、芯片等。绝大多数民间资本对这些需要长期投资、长期无回报、有重大研发失败风险的项目缺乏投资积极性，不可能进入或者没有能力发展。这和发达国家以私人资本为主的公司从事高科技开发的格局完全不同。即使是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政府仍通过多种形式的手段干预和控制这些私人资本公司。比如英国对罗·罗发动机公司实行一英镑金股控制；美国国防部以取消军事订单为由强迫麦道公司的私人股东同意被波音公司兼并。我国完全依靠财政拨款来支撑这些领域的开发是力不从心的。在时不我待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通过“管资本为主”的新体制，使国家资本从某些非战略性领域里退出，转而更多地进入到这些领域，从而实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在这些前瞻性、战略性领域集中国有资本获得战略性突破，可以大大强化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实力，从而大大强化党的执政基础。否则，巨额国有资本沉淀在一些与国家重大战略关系不大的领域，而这些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则由于投资不足而进展缓慢、困局难解。两种格局孰加强、孰削弱我党执政基础，结论是很清楚的。

    二、通过国企改革实现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并将其中一部分投入国家社保体系建设，可以使全民直接共享国企发展的红利，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强化党的执政基础。

我国国计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国家社保体系仍然处于建立健全过程中，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主要体现在：社会成员个人和单位社保缴费水平偏高需要改善；原计划经济遗留的退休人口养老金发放以及养老金发放水平上调导致的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部分非公经济组织员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以及部分农村居民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这部分人口社保体系尚待建设。

导致这种状况的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当时的国营企业和职工均不缴纳社会保障基金，这部分本应该缴纳进入成本的基金形成了利润而转化为国营企业的资产。这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欠账。这部分欠账目前主要是由现在的企业和职工缴费来偿还的，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目前我国养老基金缺口中这部分因国企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历史欠账，必须用国有资产来偿还。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可以使这笔历史欠账的偿还能力得到保障和落实。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多年来，国有企业都是以国家财政拨款作为资本金；国企改革进程中，为了核销多年形成的坏账，又投入大量财政拨款。而长期以来国企在经营中形成的利润，上缴财政的数量却非常有限。国家代表“全民”投入巨额资金，但是“全民”难以直接享受到国企经营的利润分配的福利。虽然国企发展对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全民”享受不到直接的福利也是不合理的。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并将其中一部分投入社保建设，不仅可以不断降低社保缴费率，提高社保待遇；还可以实现健全城乡社保体系的作用，使国企发展的红利进一步由全国人民直接共享，使国企与全国人民形成更直接的利益共同体。另外，政府对承担国民经济重大支柱作用的国企给予了很多资源分配、政策安排等方面的支持，只有将国企发展的红利与全民社保挂钩，才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国企与民企、国企与全民的和谐关系，让全民，包括民企股东和雇员均从国企改革中分享国企发展的红利。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力的制度建设，可以肯定，这将大大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三、国有资苯退出部分领域而率先进入关系国计民生的前瞻性、战略性领域，起到一种先锋与示范作用，是“国进民进”，而不是“国退民进”。

    国有资苯退出部分领域的实质是放大国资功能、实现国有资本总量的增加和国有资本在各产业、各领域配置结构的调整。同时，在国有资本退出的产业和领域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投资导向和成熟的产业基础，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可以有效地消除某些领域“国进民退”的挤出效应，从而在总体上实现“国进民进”；在结构上，某些领域“国退民进”;某些“民不进”的领域“国进”。这种总体上的“国进民进”，结构上国有资本将承担更多更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前瞻性、战略性领域的发展责任；而民营资本则在非前瞻性、战略性领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将大大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四、实现以“管资本为主”的体制可以有效提高国有企业治理水平，防止国资缩水甚至流失，从而堵塞国资运营管理中各种削弱我党执政基础的漏洞。

“以管资本为主”可以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机制，改善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下滑、甚至资产缩水的现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竞争领域，原“国资委代表国家和全民出资一股独大”实施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模式，已经严重困扰着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甚至给国有企业的治理带来种种弊端和负面影响，使国家和全民的利益难以有效实现。这种状态下的国资国企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和活力，甚至连保障国家和全民的根本利益都成了问题。以“管资本为主”并不是排斥或反对“一股独大”，但我们的方案主张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之外的必要领域，因地制宜地实行“多元主体的国有资本一股独大”,即：通过改革，形成不同的国资出资人主体、不同的国资运营主体，在出资、运营层面实现各主体之间以所肩负的不同利益责任来形成国资管理运营上的相互监督与制衡机制。如，通过多主体管理运营国有资本（例如，各类国资运营公司、社保基金等），改变目前由国资委单一主体代表国家和全民行使所有者权益的一股独大模式。在必须保留国有部分“一股独大”的部门，形成国有资本在该企业的股权结构中由多主体持有，但股权份额加总后可以保持“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形式。这样可以形成多个国有资本投资主体之间以各自利益责任为导向的、经营管理上的相互制衡与监督机制，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强调的是，在供水、供电、供气这类“公共性”和“营利性”并存的领域，要把握“公共性”是第一位的，“营利性”要服从“公共性”的原则来设计安排。这种资本架构和相应的公司治理架构显然优于目前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单一国有资本持有主体一股独大模式所导致的“一言堂”、“三会”形式化等的体制。国企经营水平可以提高，资产流失可以有效控制。当然是强化而不是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五、以“管资本为主”的管理方式可以有效释放国有资产的流动性，优化国有资产的配置质量，增强党和政府驾驭经济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能够实现盘活国有资产、赋予国资流动性的目的。国有资产没有流动性。改革使一部分国有资产转化成有良好流动性的国有资本。如果政府手中掌握几十万亿甚至上百万亿具有流动性的国有资本，就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灵活、机动地调整国有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配置结构。这样，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战略调控能力会大大提升；把握经济全局的主动性也会大大增强。同时，国有资产的一部分资本化运营，不仅增加了流动性和主动性，而且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来转换投资方向、优化国有资产配置结构，适时引领和调整社会资本，并调整全社会的经济结构。通过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管资本为主”其实是改变过去我国国有资产配置结构偏重于在传统产业实体经济中的绝对数量要占主导的被动局面；形成国有资产在国家经济系统中的配置从战略性权重、前瞻性覆盖面、到配置的结构质量达到全面提升的主动局面。通过释放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来增强党和政府把握经济大局的能力，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