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的方案实施国企改革，优化国有资产布局，将可为当前我国最紧迫的各项事业提供数十万亿机动财力。
目前我国国有经济总量统计仍然不十分完整，相对较为完整的是不含金融类国企的统计。根据财政部统计，2014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工商类）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约为54万亿元，净资产约为18万亿元。按目前2.8倍的平均市净率计算，总市值可达52万亿人民币。
根据我们的估算，我国金融类央企所拥有的净资产约为12万亿，总资产约为100万亿，而总市值按照平均1.5倍市净率计算，约为18万亿。
我国工商类和金融类央企合计有约70万亿左右的市值资本。
这70万亿元左右国有市值资本是几十年国企发展所形成的一笔国家财富。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时期，引领新常态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历史任务。从某一角度说，不动用这笔巨额财富，引领新常态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这70万亿元左右国有市值资本主要布局在工商类和金融类国有企业。就上市公司而言，这些国有资本在上市公司占有的股份均在70%以上。按照我们的方案，这些公司可列为三类（其中下属公司也有可列为一类、二类或四类的，可平均按三类计算），相对控股标准平均在20%-30%。按25%计算，通过国企改革可以释放出45万亿左右的机动财力。
这45万亿至少可以解决如下几个早就应该解决、而国家无力解决的问题：
1.10-20万亿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首先，计划经济中没有提留社保基金的职工社保欠账完全可以解决；还可以提高农民的社保水平；如果有余，还可以降低我国45%的社保费率。当初为了偿还历史欠债，不得不提高现在缴费职工的缴费率，这样的高费率是现行体制不得不承受的。如果用释放的国有资本偿还欠账，现行缴费率就可以降低，并可以降低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率，间接提高投资积极性。具体方案可由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农业部测算设计。
2.当初启动国企改革时，所有国企均面临两大难题。其一是职工冗员，没有社保基金解决冗员就业问题；其二是历史财务坏账，没有财务能力冲销。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财政部、央行提供资金购买了这些银行不良资产（华融等四大公司回收率约25%-30%）。而工商类央企则采取剥离优质资产和职工上市，其他资产和冗员职工留在集团公司，依靠上市公司上交利润维持运行。经过多年努力，原来剥离出来的优质资产已经大幅度增值，应该用增值的一部分资产帮助处理历史遗留在集团公司中的问题。这部分资产缺乏准确的数据，更没有经过严格审计。但是，有社保制度的改革，有补充10-20万亿社保基金，为解决集团公司遗留问题铺平了道路。如果完成集团公司上市的改革任务，我们国家国有资产布局和国企的格局都会出现新局面，这个新局面应该是新常态的一部分。
3.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许多战略性、前瞻性领域急待发展，但由于这些领域所需资本金规模大，投资周期长，风险大，一般情况下，民营资本不愿意投资到这些领域，比如大飞机、发动机等。这就只能依靠国有资本来投资。如果我们从现有与国计民生无关的领域中的国有资本减持1-2万亿，完全可以解决这些最急迫要投资的项目。
4.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消费率增长缓慢，其中住宅销售低迷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央已安排国家开发银行一万亿贷款支持地方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但是更多的中低收入群体（所谓“夹心层”）的住房需求满足程度更低。上海推出“共有产权房”，对“夹心层”购买市价普通住房提供30%的投资支持，“夹心层”只需按市价70%即可购买普通住房。但政府投资不是补助，而是拥有该住房30%产权，将来此住房出售时政府收回30%（包括溢价部分），相当于政府的国有资本成为此类居民住房的30%产权，是国有资本布局中直接用于民生的一种形式。截止去年，上海用500亿政府国有资本带动1500亿居民购房资金，形成合计2000亿左右住房购买力，同时拉动了难以计算的其他消费需求。如果从国有资本中筹集1万亿，就可以带动居民2-3万亿住房资金，形成4万亿左右对普通住房的购买力，以及更多的消费需求。这无疑是通过调整国有资产布局，拉动居民消费实现新常态的有效措施。
5.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创造财富主要依靠实体经济，而分配财富的主要工具是货币。多年来，我国创造的财富很多，而分配到的财富相对较少。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就是保证我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能够分配到我们应得到的份额。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国策，但是这一历史使命仅仅依靠经济实力是无法实现的，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目前的军事实力远远不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们不能把军事力量仅仅看成是财政支出，它也是人民币价值的成本。只有强大军事实力，人民币在世界上才有价值。如果能使用一部分国企拥有的国有资本，加强军事实力，最后必将在人民币价值提高上获得丰厚的回报。
虽然这45万亿国有资本不能在短时期内形成机动财力，但是在5-7年内完全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关键是国企改革的战略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