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讯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很多人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表现，但我们认为次贷危机的影响基本已经过去，这一轮全球经济和需求低迷，美国页岩气革命是最重要的原因。”12月11日，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变局下的包容成长”上如此表示。

许善达认为，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美国能源独立，世界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大幅下降，导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规模减少数以万亿计美元，对能源产业链中的设备、钢材等需求影响很大，延伸到就业和居民收入减少，这导致全球总需求的萎缩。而美国却因为页岩气带来企业和居民的能源成本骤降，成为这一轮全球经济下滑中唯一经济转好的发达国家。这种国际需求减少的大环境，也是中国贸易下滑、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

除了外部环境，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也是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因。许善达介绍，2012年底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提出了产能过剩这一主要矛盾，但2013年-2015年这3年煤炭产能不仅没减，反而增加7.5亿吨，这是因为2008年-2009年期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并未考虑到未来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导致2012年-2015年，虽然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但依然按照原来规划的高标准加大投资建设，最后导致产能严重过剩，难以为继。

去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许善达看来，这是中央预判未来经济很可能出现严重下行提出的改革举措。聚焦到“三去、一降、一补”，许善达认为有些思考需要厘清。

比如房地产去库存，实际上一二线城市不存在去库存问题，而是中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许善达认为，中国住房城镇化布局和特点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受财政制度和公共服务能力影响，中国房地产国情是存在居民从农村、小城镇向大城市的迁移趋势，和美国欧洲发达国家星罗棋布的城市格局完全不同。这决定了照搬照抄国外房地产政策行不通。

最近中央政治局研究2017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许善达称，这个政策方向是重要的决定，单纯的限购等政策调控方式需要调整，符合国情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许善达认为关键是住房分类调控。居民住房应分三类，第一类是保障性住房，第二类是中等收入居民的基本住房，第三类是高档住房。三类住房应该有三类不同的财政、货币和土地等政策。

对于降成本，许善达认为，中国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都非常高，在好几类降成本中，降低税费成本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比如今年的营改增。但降成本的涵义并非企业各项成本都要降，比如折旧和研发费用，不仅不能降，还需要提高。因此降成本需要调整成本结构，一部分成本降低，一部分成本需要提高。

而补短板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进口替代，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实现大量产品的进口替代，是补短板最主要手段。许善达强调，去产能需要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职能维度综合考虑。违规、落后、污染严重的小煤矿产能，需要政府力量来去产能，因为靠市场去不掉，但一些优质产能中的过剩，就需要交给市场，谁的成本低效率高、谁的竞争力强，谁保留，通过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也是去产能的一个重要维度，不能把去产能看成是政府的全部职责，而忽略了市场的维度。

以下为许善达发言实录：

许善达：湖北出版社来找我们，让我们编成一本书，用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标题，为什么给大家一个目录呢？因为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把目录发一下。不过这样也好，一年下来，也可以看看我们这本书里面我们的判断和预测准确与否，建议被采纳的有多少？这样也有一个实践检验，要不然你刚出书，没有检验，人家还不能判断你说的对不对。这本书估计有十五万字，其实量不是很大，但有几个重要的观点，当时我们提出的观点在社会上和一些流行的观点比较起来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经济下行的原因，什么原因？很多人说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我们认为金融危机衍生产品泡沫破裂的事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就是美国的页岩气的影响，现在能源领域全世界投资规模减少的数量是上万亿美元。这是国际能源组织已经公布的数字，所以能源投资要是少了数以万亿计，那她对设备的需求，对钢材的需求，都发生萎缩。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所以全球的需求都在萎缩。而且为什么美国经济是一枝独秀？实际上就是美国能源成本降低，是这次美国经济转好非常重要的原因，而由此对全世界的需求减少，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中国需求减少的主要原因，国际需求的减少是我们中国经济下行主因，所以我们现在的出口增长率，出口是顺差，但顺差主要原因是进口的能源价格降低，我们出口的量和价值是比原来减少的，这是中国控制不了的。我现在听到的消息，钢铁和水泥煤炭产能过剩，其实过剩的产能多了，发电、造船都过剩，现在有的国外订购我们的船，当时付了定金，现在有弃船的了，这说明国际上航运公司对世界航运的前景和估计是非常悲观的，所以它给了定金，通知造船厂，现在不要了，咱们造出来的半截船他不要了，那怎么办？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而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左右不了的。

国内的原因应该说是从2008、2009年以后，当时我们搞了“十二五”规划，我们今天出了一个煤炭的报告，我们十八大是2012年召开的，当年的12月份就开了第一次新领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来产能过剩是我们的主要矛盾，但是从13、14、15这三年，我们的报告里以数据表明，煤炭的产能在这三年之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7.5亿吨，增加了千万吨以上的新建煤矿十几个，为什么？因为十二五规划定的指标根本没有预见到我们2012年会发生产能过剩，或者是需求不足，还是按照2010年，其实是08、09年设计的十二五规划，当时制订的煤炭指标是很高的，所以这边说了产能过剩，那边还继续按照规划在投资建设，所以12年说产能过剩，13、14、15三年，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产能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扩张，这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国内国外两大因素，才让我们国家出现经济下行走势，与我们有些专家强调的金融危机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书的第一章就是经济下行走势的判断，这是我们当时的创见，这里面就包括产能过剩的原因，产能过剩原因的判断，去年实行供给侧改革，很重要的原因是判断经济下行，其中一种下行的判断有可能出现很严重的断崖式的下行。所以我们要考虑怎样缓解下行的速度，这是我们当时提出的一个基本看法。具体的内容就是领导部署的“三去、一降、一补”，这里面我们的一些判断有特殊的看法，比如说房地产，一开始说房地产要去库存，但我们分析认为一二线城市不存在去库存的问题，一二线城市的问题在于供给不足，不是别墅供给不足，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供给不足，这是我们对房地产所谓去库存的想法，因为一开始去库存都说的是总量，实践证明，确确实实在一二线城市并不存在多的库存消化不了的问题，作为中低收入的基本住房，是根本不存在去库存的问题，所以最近的政治局的会议提出来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房地产的政策，我觉得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就说明原来我们老是，房价一涨就限购，就提高贷款利率，等房价稍微一缓就放开了，这样的办法实际上是不成功的，我们的报告里面也提出来，住房要分成几类，每一类要有不同的国家或者政府的政策，比如说对于保障性住房要怎么办，对于中低收入的，像上海共有产权房，大学生、博士生三十岁娶妻生子需要住房的，当时我们提出这样一种，现在看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提法已经有这样一种要求了，不要说一会儿高了就限购，提高利率，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样的办法是需要调整的，长期稳定的关键是要分类，各类住房要混在一块搞政策肯定是解决不了的，这是我们提的。

还有农产品的问题，库存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农业生产效率太低，现在市场开放，国际上进口农产品的价格比我们国内低到30%—50%，像我们的小麦，国内小麦一块一、一块二，进口的小麦八角、八角五、就这个价，我们玉米，今年改革了，去年国家收购玉米是九角多，港口的玉米六角，所以国内加工玉米作为原料的都买进口玉米，农民生产的玉米就卖给国家储备，所以我们仓库的玉米堆成山，一方面我们的玉米进库存卖不出去，一方面是进口玉米的量急剧增长，所以我们农产品库存的过剩有它特殊的原因，我们的玉米生产效益低，你要让农民有一定的收入，国家就必须有一个所谓的补贴价格，今年财政部农业部已经改了，取消国家收购价格，完全用市场定价，也就是说国内的玉米与国际的玉米完全按照市场定价来走，但是这样的一个办法肯定有一个后果是生产玉米的农民收入就大幅度下降，按照陈锡文的测算大概要减少2000多亿，那这个改革如果仅仅做到这一步肯定是不行的，不能把农民的收入减这么多，所以又发一个文，说中央财政有一定补贴，分给各省，由各省再发到农民的手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按照面积补贴还是按照销售量来补贴，各省自己定，可是这个制度传达到农民那里去已经晚了，所以今年种植面积仍然很大，秋天农民卖玉米有的就不想卖了，有的卖的收入就减少，各省的补贴办法才刚刚开始往下走，估计明年玉米种植面积大概要减少3000万亩，也可能减少到四五千万亩。但关键有一条，补贴的办法要让农民的收益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来，我们华北的农户一户平均四亩地，东北吉林农户一户平均20亩地，在这么小的规模上种植玉米，想与进口玉米竞争根本不可能，所以这里面怎么处理这两个关系问题，现在今年做一些调查，农业已经出现一些所谓规模经营的大户，我们调查几个点，在黑龙江克山有一个所谓的合作社，五万亩，有2000多户农民的土地由合作社来经营，它种玉米，还养牛，五万亩规模的生产效率就很高，原来的土地比如说一亩地承包权转让，是200多块钱，他们合作社第一次提到300多，第二次提高到500，是合作社主动提高，它希望扩大他的种植面积，能够稳定，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是能够支持比较大的面积经营，大面积一经营它能够提高地租，说明它的生产效益提高了。很多农户把地加入合作社以后，还挣钱，收入也高，所以我们认为现在中国农业的问题实际上就面临一个怎么样能够扩大规模提高效益，现在的承包制是解决过去人民公社制度的生产效率特别低的问题，但是承包制要想在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中来与别人竞争，那这么小的规模是不行的，一定要走扩大规模的道路，我们国家现在的生产方式，我们的社会服务，比如说化肥、机械等等我们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农业的生产经营了。当然，这里面就需要做很多工作，因为你要去谈交易成本，但至少我认为这些典型说明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国外农场没有自己去撒肥料的，都是机械化公司提供服务，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够容纳更大面积，扩大规模已经有了很好的前景，就看我们怎么做工作去推动，我们认为承包以后，这些典型证明如果我们做的很好，我们的农业生产效率在现有基础上会提高很大的幅度，所以农产品去库存的工作，总结了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现在我们农业发展的一定的空间，这是我们谈到农产品去库存得出的一点结论。

降低成本，成本里面我们也分析就是把成本分了好几类，好几类中降税费成本我们认为应该是最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融资成本很高，现在实体行业在金融行业贷款，发债券的融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中国的物流成本在全世界大国是最高的，我们的物流比重大概占成本的18%，国外还不到10%，比如我们的物流成本中高速公路运输，交过路费，交罚款，物流成本在全世界比重比较高，所以我们说的成本高有好几类成本比较高，但我们觉得税费成本应该是最优先来考虑的，今年营改增降了好几千亿，社保降了一千多亿，我觉得这是符合当前实际的，原来对此有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政府的钱太少了，应该多从企业、多从市场上收税，然后集中财力去做一些项目，不能减税，现在看政治局的决定已经改变了这个方针了。我们以前提出来的建议是符合政治局决策的，我们还特别提出了一条建议，不能把降成本就理解为任何成本都要降，成本里面有两项成本是应该增加的，一是折旧，应该提高折旧率，所谓降成本不是说企业各项成本都降，折旧率应该是提高的，我们平均折旧年限比发达国家时间要长好多年的，因此每年的折旧率都要低好几个点，折旧率越低，企业更新能力就越差，我们提出来降成本，但是要增加一些成本，还有刚才说的研发费用也是需要提高的，我们还没有完成报告，但已经有了一些资料，就是国外在鼓励研发上的政策，比我们的力度大的多，特别是发达国家，我们这几年有了一点政策，但现在要全面了解一下，与发达国家一比，我们的政策力度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在降成本里面，我们还提出来要调整成本结构，有一部分成本是要降低的，有一部分成本还要提高的，这是我们对降成本的一个提法。

另外所谓补短板，主要就是进口替代，我们进口了很多国内其实也是可以生产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通过技术研发，通过企业的开发新产品，如果能够补短板，做很多进口替代，这个也是所谓短板的一部分，所以，创新实际上是补短板最主要的手段。

我们去库存特别强调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去库存一定要区分政府和市场不同的去库存的职能，不是说去库存全部是政府职能，而是有一部分是政府应该去的，政府去的应该是违规的，落后产能，污染严重，超标的，因为种种原因还在那里生产，比如说很多小煤矿、这样的产能是应该政府来主导去的，因为靠市场去不掉，现在全国煤炭小于30万吨的还有几千处，这种污染严重、落后产能要淘汰。它现在在市场上由于种种原因淘汰不掉，我们说这些应该是由政府来执行的，但是优质产能、好的产能也过剩，好的产能就应该是由市场竞争，谁的成本低，竞争力强就应该保留下来，竞争弱、成本高应该被淘汰，所以去产能一部分产能去掉是应该政府来办，有一部分应该交给市场的。现在大家如果注意，今年的煤炭所谓的涨价，引起钢铁行业、发电行业的波动，原因并不是真的产能都去掉了，是政府用的什么办法？叫去产能和控产量，两个措施，有一部分是把矿井关掉，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关掉，政府就定了，只能生产这么多，不许超产这两个因素造成煤碳紧张，所以煤价就涨了，但是这种上涨，不完全是市场支撑的，一旦如果说政府要把控产量的手段不用了，或者用的弱了，那马上供给量还会大幅度增加，所以对现在的去产能应该说有一部分去掉是很有效的，但对整个去产能工作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去产能的效果是有限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表，大家可以看，等于是给每个省，原来是产量多少，要消减多少，给各地一个指标，不能超过，所以这个是一部分产能去掉了，一部分没有去，只是控产量了所以现在对煤炭去产能的效果估计是有限的，因为刚才我讲了十二五期间增加了7.5吨的产能，这个数字相当大，所以我认为去产能的任务可能要艰难推进，收效还是有限的，今后还要花多少时间还不好预测，但还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够使我们的产能最后在市场上形成一个正常的产能利用率，所以去产能的问题，我们提出政府和市场两个职能完成去产能的任务。这一年下来，这个问题更鲜明了，更应该从总体上来考虑，政府和市场两个措施的推动问题，这是我们讲的供给侧改革对去年12月份开会落实的情况的意见。

第二篇主要讲的税制改革的历程，主要讲的过程我们94年实行新税制以后，我们当时的法定税负是很高的，但我们征收率比较低，因为过去税务局征收的手段不足，还有我们很多制度法律的问题，征收率很低，所以守法的纳税人税交的很多，但不守法的，税收流失也很多，所以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两条战线，一条是加强税收工作，提高征收率，把流失的钱收回来，一方面就是把流失的钱收回来，财政收入就增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降低法定税负，所以我们这几年有很多小的措施是提高一些税率，但主要的几个改革，从2003年到2009年实现了购进机器设备税款可以抵扣。2008年出台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我们过去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抵扣的少，2008年降低了国内企业所得税，然后就是营改增，花了二十多年完成了这几项重大的措施，但为什么我们宏观的税负没有减少很多？还有所提高？就是我们的这几年征收管理效率提高了，流失的钱少了，我们有专家对增值税曾经算过，在95、96年那时候测算应该收的100元税款只收到了50多，后来我们搞了各种立法、朱镕基同志提议，人大修订刑法虚开发票是要判死刑的。我们建立了金税工程，到2005年大概到了85%以上的征收率。全世界税收的征收率美国的税务局宣布征收率83%，英国的税务局公告征收率85%，这些国家的法制水平，他们的管理力度都比我们强。美国税务局10万人，其中有3000人又是税务局的人，又有警察的工作证，配枪，有手铐，有拘留权，搜查权等等，他们的力度比我们大的多，但他们宣布他们的征收率83%，因为全世界都有地下经济，比如说我们到美国去，付小费，这些小费都分了，一个小费没有几个钱，但全国各种小费加在一起那也不少，这种钱都是没有税的，所以他们公布的征收率只有83%，我们的增值税征收率达到了85%以上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搞金税三期，继续加大监管力度，所以我估计随着我们监管力度加大，还是有减税的空间的。前面的历史就讲到这，后面的就与我昨天大会发言一样，新的财税战略调整，降低宏观税负，收入维持五五分成，中央上收地方支出责任，不再重复了。税制改革这一篇主要是讲这个。

第三篇，其实在我们的研究内容里面很多与民生都有关系，所以第三篇就搞了一个叫“民生与政府”，民生的那些问题，政府的政策应该怎么考虑，一开始选了好几个内容，最后我们就选了住房、还有一个就业，我们觉得这两个事在社会上是比较热的两个问题，住房的问题这里讲的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住房的形势是不一样的，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提出中国住房城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像欧洲、像美国那种星罗棋布的城市，好多跨国公司的总部都建在一个镇上，像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公司总部就在亚特兰大郊区的一个镇上，为什么他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城镇化的格局？为什么中国形成不了，中国现在企业只要做大，就从小地方往大的地方搬，一个大公司成立，总公司一定要在所有公司的领域里面设在大城市里面，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比如说西气东输，从新疆把气送到上海，公司在那里？公司在上海，他不会设在兰州，西安，他不会的，他只要有可能就要设立在上海，而且很多小公司都在搬，包括央企，所以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国外城市星罗棋布的分布比我们均匀？我觉得这与我们的财政制度，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你想想，山西的小煤矿发财了他到北京买房，因为北京看病方便，念书方便啊，所以他没有条件，我穷，我到北京买不起房，进不去，就没办法了，只要我有条件，我有能力了，我就一定要把家搬到大城市里面去，大城市里面政府能够提供很多对公司经营很好的环境，随着公司的规模扩大，也是一个迁移的过程，所以中国房地产在这么一种人从基层向上的迁移过程中间，这种房地产的形势和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很多人都是在城市工作，等退休了就不在城市工作，我们现在正好相反，越是到了老了，越要到城市去，这样的话看病才有好的条件，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房地产，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一句话，“符合中国国情”的房地产政策后面还有几个形容词，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报告讨论这个问题，就特别强调了我们中国这个国情，当然我们的判断是否准确，大家可以再讨论，但至少说我们认为照搬国外房地产政策是不行的，包括房地产税、各种各样的政策都不能照搬，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在会议上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所以我们对房地产的讨论的这一部分就特别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

第二就是房地产税的问题了，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理解之前房产税由国务院主持在重庆和上海试点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也是经过了中央的批准的，为什么前年就把这个办法取消了，要人大先搞房地产税立法，而且原来试点的叫房产税，交给人大文件上变成了房地产税。这个决定很多人就认为是一个简单工作程序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完全没有实现原定目标，试点完全失败。有一个现象，这是历史的证明，2012年开始试点，2012年上海又试点房产税，又试点营业税，这两个试点反应完全相反，营改增试点还没有到半年，当时在上海试点的时候根本没有说其他地方怎么跟进，结果不到半年，很多省市政府都给国务院打报告，要求也要试点，也要加入试点，没有人让他们试点，但他们都要积极加入试点。房产税试点，政府一直在推动扩大试点，包括当时的财政部长，当时在人代会上都说今年要扩大试点，包括国办发过文有一条也提到要扩大试点，但是各个地方政府没有一个响应，而且在媒体上，大家要注意的话，一旦媒体上说哪个地方要试点了，不出三天这个地方政府就辟谣，表示不试点。像南京、杭州、武汉、湖北、还有长沙、成都好多地方都有传闻要试点，不出几天，马上当地地方政府公开澄清，我们作为政协委员到试点城市调研，我们了解到的信息，试点城市也有很多对试点不赞成的意见，但是他在继续试。这个试点本身已经失败了，因为试点在本地，上海、重庆、到现在为止，没有发表过试点报告，没有宣布试点很成功，试点达到了什么预期的目的，都没有发表过，其他地方政府也都不跟进，有一些专家说，试点取得了经验就是成功。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存在，咱们过去军队打败仗也取得经验了，我认为领导人决定把试点工作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中取消了，让人大先从法律上去研究，这本身就是对试点的一个态度。一搞法律研究，原来试点中的很多问题，在立法当中就反映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土地是国有的，所以你一买这个房子，里边有一定的数额是你七十年的使用权，不是你买的土地产权，所以你住的房子一部分是你对住宅的产权，一部分是你对土地的使用权，对这么一个价格，要征一个财产税，法律工作者就提出对于国有土地不能征收财产税，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财政专家，他就问我，现在房地产税立法怎么样了？我说现在还在讨论，他说讨论这个问题干吗，我们改一改，咱们征收一个空间税，这些问题不就都没有了吗？管你是国有还是私有，这反映什么问题？反映法律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法律专家和经济专家提出一个在法理上能够说的通的解释。现在人大的正式说法是在研究之中，而且我认为，很多人说今年就要人大通过，明年就要实施，很多专家在预测。房地产税只是这个政策中的一部分，如果你连整个政策的体系都还需要讨论，我估计至少在近期，别的政策先不搞，只出台一个房地产税这种可能估计的太乐观了一点。

第三章是讲的延迟退休和就业，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我们的社保赤字，我们的社会保障每年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要给社保缴补贴大概有八九千亿，数字非常大，地方补一半，中央补一半，所以靠收费来平衡收支是支撑不了的，必须靠财政补贴。年初有一个建议，由于人口的老龄化，还有人均的预期寿命延长了，有的专家提出我们可以推迟退休，如果延迟退休五年，那这五年这么多职工要交钱，不领钱，可以部分解决这个所谓的收支差额问题。我们调研以后，我们认为首先是不能从收支差额来考虑延迟退休，延迟退休是可以考虑的，但不能说是为了解决收支差额来实施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应该是身体好的，能够适应工作的，像这样的就业人员我认为是可以延迟退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教授，还有一些医生，一般来说是做脑力劳动的，他的身体情况好，他的经验很丰富，可以延迟五年，但是体力劳动者，特别是重体力劳动者，我认为不能延迟退休，可能还要提前退休，比如说像矿井下的工人，像在野外的勘探人员，类似这样的人员应该是提前退休，应该要符合他们的健康要求。这个不是一个笼统的削减收支差额，这个出发点是不对的，收支差额的问题要靠国有资本来解决。而且我们特别提出，现在隐性失业的数量相当大，所谓隐性失业就是职工没有下岗，但是他的工作小时缩短，我们调查了很多地方，很多企业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产能过剩的企业，本来要把人员裁减的，但是社保接不了，那只好企业养，那就五个人的活，三个人干，轮班干，像这种在产能过剩的企业里面表现非常多，所以我们就特别提出来对于潜在失业的问题不能低估，不能光看所谓的登记失业率，像刚才说的潜在的隐性的这种失业都没有统计。作为一个国家掌握就业情况，就不仅要掌握登记失业的，还要掌握隐性的潜在的失业。这个报告我们就提出来了。

后来有关部门就要我们的这个报告，引起了一些部门的关注。所以这个是我们关于就业问题的一个结论，就业更大的与去产能、社保等等都是联系在一起。

这次大家在手里还发了几个报告，我再简单给大家做介绍。大家首先看65期，建议十九大报告要淡化GDP的指标，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五年规划都是GDP为最首位的。GDP的导向应该说对我们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的弊端越来越多，领导人已经提出一个新的对GDP的看法，比如说他在会上已经讲过，不以GDP为影响，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最近发表文章，考察干部有四个不唯，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投票，不唯经济指标。我们认为这个事早晚要调整，我们建议十九大报告就调整，把我们的就业、居民收入、环境保护的改善，包括居民的住房等等这些反映民生福利的，反映经济发展的那些实际增长的，比如说我们科技的一些进步，把这些放在目标考核干部的内容里面，把GDP作为一个结果，最后完成这些指标，GDP是多少就是多少。现在涉及到的就是“十三五”完全可以把它定在6%到7%，可以范围稍微扩大一点。这个建议我想如果要是写进十九大政治报告里，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我们所有政府的工作导向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还有与这有关的就是关于煤炭的报告，以煤炭为例，五年规划不要一般的评估一下，总结“十二”经验，2012年提出产能过剩，结果13、14、15产能还在增加，我们提出来规划还是要定，但还是很难能够对七八年以后这么具体的产量能有一个准确的预测。所以可以有预测，但每年要评估一下，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调整，如果我们2012年就判定产能过剩，假如13年就及时调整，那可能到2015年产能过剩的局面就比现在好得多，没有及时调整造成我们现在去产能的压力就更大。我们的报告建议对“十三五”规划每年评估一次，要人大来进行审核，根据评估结果来调整五年规划的相关指标。

还有两个报告非常重要，第17期和第18期，我们的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价值，国有资本在股市价值比较高的时候到过40万亿，现在大概只有20多万亿，市场价值损失了很多，但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止损的办法。我们有好几个公司都讲过，像中国人寿、工商银行，因为企业的高管没有权力去出售或者购进，但考察两年内，央企上市的市值从20多万亿，涨到40万亿，又跌到了28万亿，前后增值和减值有30万亿的空间，增值的时候没有把钱收回来，减值的时候也没有止损，所以这么多的资本就完全在市场上飘浮，我们现在的改革一方面是让国企增加利润，降低成本，但是作为股东、出资人还要有责任来考虑资本的价值，这一次政治局深改组的会议上特别讲了有两个地方，可以说是第一次这么说，一是说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审计，把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并列在一块审计，不光审计企业运营，还要审计国有资本，而且后面还提出来，除了对所谓的高管，还要对出资人审计，针对的就是国有资本，因为出资人是对资本负责，高管是对经营负责，所以这次深改组的会提出这些看法，而且在国有资本这些内容里面又提出来国有资本布局的问题，我们从去年就提出来，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现在国有资本布局的问题已经提到了深改组的会议文件里面，我认为是反映我们国企改革不能眼光只局限在国有企业经营，还要考虑我们国有资本的增值和减值，所以国企改革既有企业经营本身需要改革的，也有国有资本增值和减值里面需要改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国企改革的一个战略推进。我们测算，刚才我说30万亿，只是央企上市的，把没上市的也上市，包括地方国企我们估计至少三倍90万亿，可以说我们改善经营，要想增加一点利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资本市场上，你稍微的做一下，可能收益两三千亿都不在话下，增值的时候能卖出一部分，在减值的时候及时买回来，那至少都是千亿数量级，国有企业要增加利润一千个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国企改革里面要特别的关注国有资本市场价值的变动空间，我们应该获得多少收益，当然你要是该做的不做，事实上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你的收益就没有，实际上也就是损失了，所以我们第17期的报告国有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增值收益和减值损失应予重视，我们国企一共才多少利润？才给财政交多少钱？将来我们的国企还要划拨一部分到社保，要靠国企给社保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靠国企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国有资本在资本上增值的收益和减值的损失应该在我们国企改革里面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们这份报告的初衷。

但，同时我们有第18期，你要让国企的管理人、出资人代表，要想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收益，减少损失，你就必须给他们一个运行的空间，首先明确责任，过去我们对出资人是不考核的，市值损失了没有责任，现在就要考核了，增值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拿到？减值的时候为什么损失比别人多？所以这个应该是国企改革领域的一个拓展，不仅对国企的管理层，而且还要对出资人考核，同样情况下，增值多的是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增值少，说明工作水平低。不一定是故意的利益输送，就是工作能力的反映，在同样的资本市场波动下，工作能力强的应该增值超过别人，减值少过别人。所以我们这个报告就是给我们国企的经营管理者和出资人代表增加了他们履职的空间，什么叫流失？要有责任。我们确定只有是这种有利益输送的，那就叫流失，违法违规的就是流失，主观故意的就是叫做国有资本的流失，然后有一些非主观故意的，比如说市场价值变动，这个就是非主观故意。即使你拿到了收益，但别人拿得多，你拿得少，那你就是损失了。现在很多就是不作为，增值减值无所谓，不作为现象比较多，职责不明确，出资人有职责，一个是怎么考核，有主观故意的，违反法律的、违反制度的就追究你的责任，如果你要是违规的，就是行政责任，如果你既没有利益输送，也没有违规，那就是考核你的能力，谁做的多，谁增值的多，这样也可以提供一个履职的空间，同时对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要好好抓住国有资本在资本上的增值的收益和减值的损失，给我们的实际出资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一个工作的空间，区别开什么叫流失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什么叫损失不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行政责任，但是有能力高低的考核。这是第18期报告的最主要的内容，有了这个以后，这些正常要履职的出资人代表和高管层他们就有空间来做这些事，来完成他们的使命。

我们认为国企改革，总的来看，国企改革应该有三个大的板块，第一国家对国有资本的管理，这个也是需要来考虑的，第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国有资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比如说我们原来说的主要是两块，一块是要划一部分给社保，还有就是在我们原来报告里面，企业分了一类、二类、三类、四类、所谓四类就是财务投资，国有资本完全可以退出，二类、和三类就是降低控股成本，现在没有必要这么多，二类控股51%，三类相对控股就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节约出大量的国有资本，而这些国有资本在调整中间可以充实到一类国企，一类就属于国家必须要干，但是民营企业还不干的。像这样的项目，国家非干不可的，就从二、三、四类国有资本领域拿出来，补充到里面去，我们的看法就是要把其他领域那些不需要那么多资本金股份置换出来，补到这种项目里面去。现在我们认为国有资本调整布局既有大的调整，也有小的调整，国企改革第二大板块就是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现在一些酒店甚至高尔夫球场都有国有资本，这种都应该退出，这些领域的国有资本完全可以释放出来，把这个资本用到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去。第三个板块才是企业运营，所以我们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分成三大板块，以管资本为主的国家管理体制，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企业的运营。三大板块构成整个国企改革的整体方案，这两份报告是为第三板块提供空间与价值的。第一板块报告我们还没有完成，正在讨论之中。

最后我再说一下光伏的报告。完成的时间还是在几个月以前，我们在印刷还有很多程序的问题，但这个报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光伏行业发展的一个分析，这是对一个产业领域的一些意见，不是对我们这些人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提出来，现在我们中国的市场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我们名义上是全国统一的市场，实际上有很严重的地方割据，市场的分割，在表面上是看不见的，但事实存在，比如说光伏，像甘肃、像新疆的光伏弃光率很高， 40%以上，投资建设光伏发电站，但不让上网，电不能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权益问题，因为用了光伏的电，自己发电少了，税收就少了，就业就少了，咱们国家现在的制度就是要光伏发电，税收就业都在发电的地方，所以很多地方就是宁可自己建火电厂，也不用异地光伏的电。现在的光伏是战略能源，财政还要补贴，是国家支持的，但拿了钱，投了资还不让发电。现在除了光伏本身的发展，投资基金、金融机构在考虑投资的时候可以参考，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看，从光伏行业的发展空间，我们现在全国统一市场中间所存在的一些隐性的地方市场的割据，这一个从光伏报告里面我们分析的比较多，这就不是光伏一个领域了，很多领域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要长远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事，像欧洲，很多国家但是他们有一个制度，就是要统一市场，我们有很多的法律，美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但美国还有各州，所以美国宪法规定，凡是跨州的贸易由联邦政府来管，他们为了一个统一的市场，是有很多立法的体制来维持的，我们现在虽然说全国是统一的市场经济，但隐性的地方小市场还是很多的，这种不是发一个文说本地市场对外地封闭，而是通过很多具体的一些安排，这个问题现在表现尖锐，所以这个报告我们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光伏行业本身的发展，一部分是从光伏行业看全国市场统一建设这方面的问题，和以后如何来怎么统一推动建设问题。

许善达：我们研究院在选题目的时候与一些专家，与一些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块来沟通一下，觉得什么题目应该研究，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就是先定题目，定题目也不是我一个人定，一段时间大家沟通沟通，觉得哪几件事我们要研究，比如说刚才我们商量以后统一市场的有关问题是否能够确定一些题目，确定以后我们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就去收集一些有关资料，收集完了以后就把题目加上资料印成一个小本本，发给我们的这些学术委员和顾问，发给他们以后，一般来说大概一年要开六到八次的会议，就是把我们的题目在会上做一个讨论，有时候工作做的好一点，材料能提前发，有时候效率不高，到会上现发，大家再发表意见，讨论。讨论中间有很多不同意见，我们研究院有一个优点，参加讨论的学术委员和顾问有各方面的经验，有企业家的，有国营企业的管理层，也有民营企业的，也有各个系统工作的，有金融口的，有实业口的，有制造业，加上政府有关部门的，还有从事政治工作的，从事军事、外交、文化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所以我们的优点是视角比较宽，所以很多次讨论产生的一些创见，都是集中了这些人的历史经验、知识背景，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们从他们工作中间所体会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些建议。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开会，大家讨论发表意见，我们从中选出来一些观点，我们挑选出来的东西应该说是比较能够成立的，能够有创见，能够对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决策的有关领导部门有参考价值。然后我们把这些写成一个一个的特报，我们的报告有一个特点，我们的报告没有说报告的作者是谁，因为报告是集中了很多人的意见，我们不能说报告里面的某一句话是谁说的，但是写一个报告也不能没有人负责，所以我们的落款都是联办财经研究院，我们负责。如果说我们的报告写出去了，实践证明是错的，有关部门说你们的不对，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些责任都由我们研究院来负责，报告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我的，是我们集体的成果。这么一个团队，用这么一种方式来研究这些问题，像这些事我们得考虑一个运行的办法，要是不这样的话，就产生问题了，说你怎么不写上这个意见是我说的呢？如果争这个知识产权？那这个事就不好办了，我们讨论是非常放开的，我们在讨论中间，我们也没有媒体，也不报道，都是闭门的会议，但讨论后形成的报告，这个报告本身是公开的，大家来评论，送给有关部门来参考，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我认为只有一个好的讨论的环境，才能有更多的不同意见发表出来，在更多的不同意见比较中间，才能够判断可能哪个意见更符合实际一点，要公开讨论，那很多意见发表起来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这种研究成果的形成过程中，对于政策问题还有很多不同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一个研究院只有一种意见，这个研究院肯定干不好，所以我们的报告最后落款向有关部门报送的，在网上登的都是“联办财经研究院”，这里面实际上是包含了所有参加团队的人的智慧，他们的经验，他们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一些问题的设想，我们都希望能够最大可能的包容到我们的报告里面。这些报告我们都是非盈利的，报告完了以后都公开发表，也给有些部门送去，他们觉得有价值，那就是我们的收获，所以我们研究院的宗旨、目标、和我们运营的机制，我们想实现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为社会为有关领导部门为企业为关注我们国家这些问题的人能够提供一个把很多人的智慧凝聚在一起，能够形成的一些意见、建议、评论或者是判断，让所有关注的人能够收获一个参考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研究院的工作目的。

财经网讯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很多人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表现，但我们认为次贷危机的影响基本已经过去，这一轮全球经济和需求低迷，美国页岩气革命是最重要的原因。”12月11日，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变局下的包容成长”上如此表示。

许善达认为，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美国能源独立，世界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大幅下降，导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规模减少数以万亿计美元，对能源产业链中的设备、钢材等需求影响很大，延伸到就业和居民收入减少，这导致全球总需求的萎缩。而美国却因为页岩气带来企业和居民的能源成本骤降，成为这一轮全球经济下滑中唯一经济转好的发达国家。这种国际需求减少的大环境，也是中国贸易下滑、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

除了外部环境，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也是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因。许善达介绍，2012年底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提出了产能过剩这一主要矛盾，但2013年-2015年这3年煤炭产能不仅没减，反而增加7.5亿吨，这是因为2008年-2009年期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并未考虑到未来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导致2012年-2015年，虽然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但依然按照原来规划的高标准加大投资建设，最后导致产能严重过剩，难以为继。

去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许善达看来，这是中央预判未来经济很可能出现严重下行提出的改革举措。聚焦到“三去、一降、一补”，许善达认为有些思考需要厘清。

比如房地产去库存，实际上一二线城市不存在去库存问题，而是中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许善达认为，中国住房城镇化布局和特点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受财政制度和公共服务能力影响，中国房地产国情是存在居民从农村、小城镇向大城市的迁移趋势，和美国欧洲发达国家星罗棋布的城市格局完全不同。这决定了照搬照抄国外房地产政策行不通。

最近中央政治局研究2017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许善达称，这个政策方向是重要的决定，单纯的限购等政策调控方式需要调整，符合国情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许善达认为关键是住房分类调控。居民住房应分三类，第一类是保障性住房，第二类是中等收入居民的基本住房，第三类是高档住房。三类住房应该有三类不同的财政、货币和土地等政策。

对于降成本，许善达认为，中国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都非常高，在好几类降成本中，降低税费成本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比如今年的营改增。但降成本的涵义并非企业各项成本都要降，比如折旧和研发费用，不仅不能降，还需要提高。因此降成本需要调整成本结构，一部分成本降低，一部分成本需要提高。

而补短板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进口替代，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实现大量产品的进口替代，是补短板最主要手段。许善达强调，去产能需要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职能维度综合考虑。违规、落后、污染严重的小煤矿产能，需要政府力量来去产能，因为靠市场去不掉，但一些优质产能中的过剩，就需要交给市场，谁的成本低效率高、谁的竞争力强，谁保留，通过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也是去产能的一个重要维度，不能把去产能看成是政府的全部职责，而忽略了市场的维度。

以下为许善达发言实录：

许善达：湖北出版社来找我们，让我们编成一本书，用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标题，为什么给大家一个目录呢？因为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把目录发一下。不过这样也好，一年下来，也可以看看我们这本书里面我们的判断和预测准确与否，建议被采纳的有多少？这样也有一个实践检验，要不然你刚出书，没有检验，人家还不能判断你说的对不对。这本书估计有十五万字，其实量不是很大，但有几个重要的观点，当时我们提出的观点在社会上和一些流行的观点比较起来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经济下行的原因，什么原因？很多人说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我们认为金融危机衍生产品泡沫破裂的事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就是美国的页岩气的影响，现在能源领域全世界投资规模减少的数量是上万亿美元。这是国际能源组织已经公布的数字，所以能源投资要是少了数以万亿计，那她对设备的需求，对钢材的需求，都发生萎缩。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所以全球的需求都在萎缩。而且为什么美国经济是一枝独秀？实际上就是美国能源成本降低，是这次美国经济转好非常重要的原因，而由此对全世界的需求减少，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中国需求减少的主要原因，国际需求的减少是我们中国经济下行主因，所以我们现在的出口增长率，出口是顺差，但顺差主要原因是进口的能源价格降低，我们出口的量和价值是比原来减少的，这是中国控制不了的。我现在听到的消息，钢铁和水泥煤炭产能过剩，其实过剩的产能多了，发电、造船都过剩，现在有的国外订购我们的船，当时付了定金，现在有弃船的了，这说明国际上航运公司对世界航运的前景和估计是非常悲观的，所以它给了定金，通知造船厂，现在不要了，咱们造出来的半截船他不要了，那怎么办？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而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左右不了的。

国内的原因应该说是从2008、2009年以后，当时我们搞了“十二五”规划，我们今天出了一个煤炭的报告，我们十八大是2012年召开的，当年的12月份就开了第一次新领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来产能过剩是我们的主要矛盾，但是从13、14、15这三年，我们的报告里以数据表明，煤炭的产能在这三年之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7.5亿吨，增加了千万吨以上的新建煤矿十几个，为什么？因为十二五规划定的指标根本没有预见到我们2012年会发生产能过剩，或者是需求不足，还是按照2010年，其实是08、09年设计的十二五规划，当时制订的煤炭指标是很高的，所以这边说了产能过剩，那边还继续按照规划在投资建设，所以12年说产能过剩，13、14、15三年，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产能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扩张，这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国内国外两大因素，才让我们国家出现经济下行走势，与我们有些专家强调的金融危机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书的第一章就是经济下行走势的判断，这是我们当时的创见，这里面就包括产能过剩的原因，产能过剩原因的判断，去年实行供给侧改革，很重要的原因是判断经济下行，其中一种下行的判断有可能出现很严重的断崖式的下行。所以我们要考虑怎样缓解下行的速度，这是我们当时提出的一个基本看法。具体的内容就是领导部署的“三去、一降、一补”，这里面我们的一些判断有特殊的看法，比如说房地产，一开始说房地产要去库存，但我们分析认为一二线城市不存在去库存的问题，一二线城市的问题在于供给不足，不是别墅供给不足，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供给不足，这是我们对房地产所谓去库存的想法，因为一开始去库存都说的是总量，实践证明，确确实实在一二线城市并不存在多的库存消化不了的问题，作为中低收入的基本住房，是根本不存在去库存的问题，所以最近的政治局的会议提出来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房地产的政策，我觉得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就说明原来我们老是，房价一涨就限购，就提高贷款利率，等房价稍微一缓就放开了，这样的办法实际上是不成功的，我们的报告里面也提出来，住房要分成几类，每一类要有不同的国家或者政府的政策，比如说对于保障性住房要怎么办，对于中低收入的，像上海共有产权房，大学生、博士生三十岁娶妻生子需要住房的，当时我们提出这样一种，现在看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提法已经有这样一种要求了，不要说一会儿高了就限购，提高利率，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样的办法是需要调整的，长期稳定的关键是要分类，各类住房要混在一块搞政策肯定是解决不了的，这是我们提的。

还有农产品的问题，库存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农业生产效率太低，现在市场开放，国际上进口农产品的价格比我们国内低到30%—50%，像我们的小麦，国内小麦一块一、一块二，进口的小麦八角、八角五、就这个价，我们玉米，今年改革了，去年国家收购玉米是九角多，港口的玉米六角，所以国内加工玉米作为原料的都买进口玉米，农民生产的玉米就卖给国家储备，所以我们仓库的玉米堆成山，一方面我们的玉米进库存卖不出去，一方面是进口玉米的量急剧增长，所以我们农产品库存的过剩有它特殊的原因，我们的玉米生产效益低，你要让农民有一定的收入，国家就必须有一个所谓的补贴价格，今年财政部农业部已经改了，取消国家收购价格，完全用市场定价，也就是说国内的玉米与国际的玉米完全按照市场定价来走，但是这样的一个办法肯定有一个后果是生产玉米的农民收入就大幅度下降，按照陈锡文的测算大概要减少2000多亿，那这个改革如果仅仅做到这一步肯定是不行的，不能把农民的收入减这么多，所以又发一个文，说中央财政有一定补贴，分给各省，由各省再发到农民的手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按照面积补贴还是按照销售量来补贴，各省自己定，可是这个制度传达到农民那里去已经晚了，所以今年种植面积仍然很大，秋天农民卖玉米有的就不想卖了，有的卖的收入就减少，各省的补贴办法才刚刚开始往下走，估计明年玉米种植面积大概要减少3000万亩，也可能减少到四五千万亩。但关键有一条，补贴的办法要让农民的收益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来，我们华北的农户一户平均四亩地，东北吉林农户一户平均20亩地，在这么小的规模上种植玉米，想与进口玉米竞争根本不可能，所以这里面怎么处理这两个关系问题，现在今年做一些调查，农业已经出现一些所谓规模经营的大户，我们调查几个点，在黑龙江克山有一个所谓的合作社，五万亩，有2000多户农民的土地由合作社来经营，它种玉米，还养牛，五万亩规模的生产效率就很高，原来的土地比如说一亩地承包权转让，是200多块钱，他们合作社第一次提到300多，第二次提高到500，是合作社主动提高，它希望扩大他的种植面积，能够稳定，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是能够支持比较大的面积经营，大面积一经营它能够提高地租，说明它的生产效益提高了。很多农户把地加入合作社以后，还挣钱，收入也高，所以我们认为现在中国农业的问题实际上就面临一个怎么样能够扩大规模提高效益，现在的承包制是解决过去人民公社制度的生产效率特别低的问题，但是承包制要想在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中来与别人竞争，那这么小的规模是不行的，一定要走扩大规模的道路，我们国家现在的生产方式，我们的社会服务，比如说化肥、机械等等我们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农业的生产经营了。当然，这里面就需要做很多工作，因为你要去谈交易成本，但至少我认为这些典型说明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国外农场没有自己去撒肥料的，都是机械化公司提供服务，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够容纳更大面积，扩大规模已经有了很好的前景，就看我们怎么做工作去推动，我们认为承包以后，这些典型证明如果我们做的很好，我们的农业生产效率在现有基础上会提高很大的幅度，所以农产品去库存的工作，总结了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现在我们农业发展的一定的空间，这是我们谈到农产品去库存得出的一点结论。

降低成本，成本里面我们也分析就是把成本分了好几类，好几类中降税费成本我们认为应该是最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融资成本很高，现在实体行业在金融行业贷款，发债券的融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中国的物流成本在全世界大国是最高的，我们的物流比重大概占成本的18%，国外还不到10%，比如我们的物流成本中高速公路运输，交过路费，交罚款，物流成本在全世界比重比较高，所以我们说的成本高有好几类成本比较高，但我们觉得税费成本应该是最优先来考虑的，今年营改增降了好几千亿，社保降了一千多亿，我觉得这是符合当前实际的，原来对此有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政府的钱太少了，应该多从企业、多从市场上收税，然后集中财力去做一些项目，不能减税，现在看政治局的决定已经改变了这个方针了。我们以前提出来的建议是符合政治局决策的，我们还特别提出了一条建议，不能把降成本就理解为任何成本都要降，成本里面有两项成本是应该增加的，一是折旧，应该提高折旧率，所谓降成本不是说企业各项成本都降，折旧率应该是提高的，我们平均折旧年限比发达国家时间要长好多年的，因此每年的折旧率都要低好几个点，折旧率越低，企业更新能力就越差，我们提出来降成本，但是要增加一些成本，还有刚才说的研发费用也是需要提高的，我们还没有完成报告，但已经有了一些资料，就是国外在鼓励研发上的政策，比我们的力度大的多，特别是发达国家，我们这几年有了一点政策，但现在要全面了解一下，与发达国家一比，我们的政策力度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在降成本里面，我们还提出来要调整成本结构，有一部分成本是要降低的，有一部分成本还要提高的，这是我们对降成本的一个提法。

另外所谓补短板，主要就是进口替代，我们进口了很多国内其实也是可以生产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通过技术研发，通过企业的开发新产品，如果能够补短板，做很多进口替代，这个也是所谓短板的一部分，所以，创新实际上是补短板最主要的手段。

我们去库存特别强调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去库存一定要区分政府和市场不同的去库存的职能，不是说去库存全部是政府职能，而是有一部分是政府应该去的，政府去的应该是违规的，落后产能，污染严重，超标的，因为种种原因还在那里生产，比如说很多小煤矿、这样的产能是应该政府来主导去的，因为靠市场去不掉，现在全国煤炭小于30万吨的还有几千处，这种污染严重、落后产能要淘汰。它现在在市场上由于种种原因淘汰不掉，我们说这些应该是由政府来执行的，但是优质产能、好的产能也过剩，好的产能就应该是由市场竞争，谁的成本低，竞争力强就应该保留下来，竞争弱、成本高应该被淘汰，所以去产能一部分产能去掉是应该政府来办，有一部分应该交给市场的。现在大家如果注意，今年的煤炭所谓的涨价，引起钢铁行业、发电行业的波动，原因并不是真的产能都去掉了，是政府用的什么办法？叫去产能和控产量，两个措施，有一部分是把矿井关掉，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关掉，政府就定了，只能生产这么多，不许超产这两个因素造成煤碳紧张，所以煤价就涨了，但是这种上涨，不完全是市场支撑的，一旦如果说政府要把控产量的手段不用了，或者用的弱了，那马上供给量还会大幅度增加，所以对现在的去产能应该说有一部分去掉是很有效的，但对整个去产能工作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去产能的效果是有限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表，大家可以看，等于是给每个省，原来是产量多少，要消减多少，给各地一个指标，不能超过，所以这个是一部分产能去掉了，一部分没有去，只是控产量了所以现在对煤炭去产能的效果估计是有限的，因为刚才我讲了十二五期间增加了7.5吨的产能，这个数字相当大，所以我认为去产能的任务可能要艰难推进，收效还是有限的，今后还要花多少时间还不好预测，但还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够使我们的产能最后在市场上形成一个正常的产能利用率，所以去产能的问题，我们提出政府和市场两个职能完成去产能的任务。这一年下来，这个问题更鲜明了，更应该从总体上来考虑，政府和市场两个措施的推动问题，这是我们讲的供给侧改革对去年12月份开会落实的情况的意见。

第二篇主要讲的税制改革的历程，主要讲的过程我们94年实行新税制以后，我们当时的法定税负是很高的，但我们征收率比较低，因为过去税务局征收的手段不足，还有我们很多制度法律的问题，征收率很低，所以守法的纳税人税交的很多，但不守法的，税收流失也很多，所以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两条战线，一条是加强税收工作，提高征收率，把流失的钱收回来，一方面就是把流失的钱收回来，财政收入就增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降低法定税负，所以我们这几年有很多小的措施是提高一些税率，但主要的几个改革，从2003年到2009年实现了购进机器设备税款可以抵扣。2008年出台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我们过去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抵扣的少，2008年降低了国内企业所得税，然后就是营改增，花了二十多年完成了这几项重大的措施，但为什么我们宏观的税负没有减少很多？还有所提高？就是我们的这几年征收管理效率提高了，流失的钱少了，我们有专家对增值税曾经算过，在95、96年那时候测算应该收的100元税款只收到了50多，后来我们搞了各种立法、朱镕基同志提议，人大修订刑法虚开发票是要判死刑的。我们建立了金税工程，到2005年大概到了85%以上的征收率。全世界税收的征收率美国的税务局宣布征收率83%，英国的税务局公告征收率85%，这些国家的法制水平，他们的管理力度都比我们强。美国税务局10万人，其中有3000人又是税务局的人，又有警察的工作证，配枪，有手铐，有拘留权，搜查权等等，他们的力度比我们大的多，但他们宣布他们的征收率83%，因为全世界都有地下经济，比如说我们到美国去，付小费，这些小费都分了，一个小费没有几个钱，但全国各种小费加在一起那也不少，这种钱都是没有税的，所以他们公布的征收率只有83%，我们的增值税征收率达到了85%以上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搞金税三期，继续加大监管力度，所以我估计随着我们监管力度加大，还是有减税的空间的。前面的历史就讲到这，后面的就与我昨天大会发言一样，新的财税战略调整，降低宏观税负，收入维持五五分成，中央上收地方支出责任，不再重复了。税制改革这一篇主要是讲这个。

第三篇，其实在我们的研究内容里面很多与民生都有关系，所以第三篇就搞了一个叫“民生与政府”，民生的那些问题，政府的政策应该怎么考虑，一开始选了好几个内容，最后我们就选了住房、还有一个就业，我们觉得这两个事在社会上是比较热的两个问题，住房的问题这里讲的就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住房的形势是不一样的，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提出中国住房城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像欧洲、像美国那种星罗棋布的城市，好多跨国公司的总部都建在一个镇上，像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公司总部就在亚特兰大郊区的一个镇上，为什么他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城镇化的格局？为什么中国形成不了，中国现在企业只要做大，就从小地方往大的地方搬，一个大公司成立，总公司一定要在所有公司的领域里面设在大城市里面，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比如说西气东输，从新疆把气送到上海，公司在那里？公司在上海，他不会设在兰州，西安，他不会的，他只要有可能就要设立在上海，而且很多小公司都在搬，包括央企，所以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国外城市星罗棋布的分布比我们均匀？我觉得这与我们的财政制度，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你想想，山西的小煤矿发财了他到北京买房，因为北京看病方便，念书方便啊，所以他没有条件，我穷，我到北京买不起房，进不去，就没办法了，只要我有条件，我有能力了，我就一定要把家搬到大城市里面去，大城市里面政府能够提供很多对公司经营很好的环境，随着公司的规模扩大，也是一个迁移的过程，所以中国房地产在这么一种人从基层向上的迁移过程中间，这种房地产的形势和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很多人都是在城市工作，等退休了就不在城市工作，我们现在正好相反，越是到了老了，越要到城市去，这样的话看病才有好的条件，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房地产，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一句话，“符合中国国情”的房地产政策后面还有几个形容词，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报告讨论这个问题，就特别强调了我们中国这个国情，当然我们的判断是否准确，大家可以再讨论，但至少说我们认为照搬国外房地产政策是不行的，包括房地产税、各种各样的政策都不能照搬，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在会议上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所以我们对房地产的讨论的这一部分就特别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

第二就是房地产税的问题了，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理解之前房产税由国务院主持在重庆和上海试点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也是经过了中央的批准的，为什么前年就把这个办法取消了，要人大先搞房地产税立法，而且原来试点的叫房产税，交给人大文件上变成了房地产税。这个决定很多人就认为是一个简单工作程序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完全没有实现原定目标，试点完全失败。有一个现象，这是历史的证明，2012年开始试点，2012年上海又试点房产税，又试点营业税，这两个试点反应完全相反，营改增试点还没有到半年，当时在上海试点的时候根本没有说其他地方怎么跟进，结果不到半年，很多省市政府都给国务院打报告，要求也要试点，也要加入试点，没有人让他们试点，但他们都要积极加入试点。房产税试点，政府一直在推动扩大试点，包括当时的财政部长，当时在人代会上都说今年要扩大试点，包括国办发过文有一条也提到要扩大试点，但是各个地方政府没有一个响应，而且在媒体上，大家要注意的话，一旦媒体上说哪个地方要试点了，不出三天这个地方政府就辟谣，表示不试点。像南京、杭州、武汉、湖北、还有长沙、成都好多地方都有传闻要试点，不出几天，马上当地地方政府公开澄清，我们作为政协委员到试点城市调研，我们了解到的信息，试点城市也有很多对试点不赞成的意见，但是他在继续试。这个试点本身已经失败了，因为试点在本地，上海、重庆、到现在为止，没有发表过试点报告，没有宣布试点很成功，试点达到了什么预期的目的，都没有发表过，其他地方政府也都不跟进，有一些专家说，试点取得了经验就是成功。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存在，咱们过去军队打败仗也取得经验了，我认为领导人决定把试点工作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中取消了，让人大先从法律上去研究，这本身就是对试点的一个态度。一搞法律研究，原来试点中的很多问题，在立法当中就反映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土地是国有的，所以你一买这个房子，里边有一定的数额是你七十年的使用权，不是你买的土地产权，所以你住的房子一部分是你对住宅的产权，一部分是你对土地的使用权，对这么一个价格，要征一个财产税，法律工作者就提出对于国有土地不能征收财产税，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财政专家，他就问我，现在房地产税立法怎么样了？我说现在还在讨论，他说讨论这个问题干吗，我们改一改，咱们征收一个空间税，这些问题不就都没有了吗？管你是国有还是私有，这反映什么问题？反映法律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法律专家和经济专家提出一个在法理上能够说的通的解释。现在人大的正式说法是在研究之中，而且我认为，很多人说今年就要人大通过，明年就要实施，很多专家在预测。房地产税只是这个政策中的一部分，如果你连整个政策的体系都还需要讨论，我估计至少在近期，别的政策先不搞，只出台一个房地产税这种可能估计的太乐观了一点。

第三章是讲的延迟退休和就业，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我们的社保赤字，我们的社会保障每年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要给社保缴补贴大概有八九千亿，数字非常大，地方补一半，中央补一半，所以靠收费来平衡收支是支撑不了的，必须靠财政补贴。年初有一个建议，由于人口的老龄化，还有人均的预期寿命延长了，有的专家提出我们可以推迟退休，如果延迟退休五年，那这五年这么多职工要交钱，不领钱，可以部分解决这个所谓的收支差额问题。我们调研以后，我们认为首先是不能从收支差额来考虑延迟退休，延迟退休是可以考虑的，但不能说是为了解决收支差额来实施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应该是身体好的，能够适应工作的，像这样的就业人员我认为是可以延迟退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教授，还有一些医生，一般来说是做脑力劳动的，他的身体情况好，他的经验很丰富，可以延迟五年，但是体力劳动者，特别是重体力劳动者，我认为不能延迟退休，可能还要提前退休，比如说像矿井下的工人，像在野外的勘探人员，类似这样的人员应该是提前退休，应该要符合他们的健康要求。这个不是一个笼统的削减收支差额，这个出发点是不对的，收支差额的问题要靠国有资本来解决。而且我们特别提出，现在隐性失业的数量相当大，所谓隐性失业就是职工没有下岗，但是他的工作小时缩短，我们调查了很多地方，很多企业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产能过剩的企业，本来要把人员裁减的，但是社保接不了，那只好企业养，那就五个人的活，三个人干，轮班干，像这种在产能过剩的企业里面表现非常多，所以我们就特别提出来对于潜在失业的问题不能低估，不能光看所谓的登记失业率，像刚才说的潜在的隐性的这种失业都没有统计。作为一个国家掌握就业情况，就不仅要掌握登记失业的，还要掌握隐性的潜在的失业。这个报告我们就提出来了。

后来有关部门就要我们的这个报告，引起了一些部门的关注。所以这个是我们关于就业问题的一个结论，就业更大的与去产能、社保等等都是联系在一起。

这次大家在手里还发了几个报告，我再简单给大家做介绍。大家首先看65期，建议十九大报告要淡化GDP的指标，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五年规划都是GDP为最首位的。GDP的导向应该说对我们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的弊端越来越多，领导人已经提出一个新的对GDP的看法，比如说他在会上已经讲过，不以GDP为影响，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最近发表文章，考察干部有四个不唯，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投票，不唯经济指标。我们认为这个事早晚要调整，我们建议十九大报告就调整，把我们的就业、居民收入、环境保护的改善，包括居民的住房等等这些反映民生福利的，反映经济发展的那些实际增长的，比如说我们科技的一些进步，把这些放在目标考核干部的内容里面，把GDP作为一个结果，最后完成这些指标，GDP是多少就是多少。现在涉及到的就是“十三五”完全可以把它定在6%到7%，可以范围稍微扩大一点。这个建议我想如果要是写进十九大政治报告里，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我们所有政府的工作导向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还有与这有关的就是关于煤炭的报告，以煤炭为例，五年规划不要一般的评估一下，总结“十二”经验，2012年提出产能过剩，结果13、14、15产能还在增加，我们提出来规划还是要定，但还是很难能够对七八年以后这么具体的产量能有一个准确的预测。所以可以有预测，但每年要评估一下，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调整，如果我们2012年就判定产能过剩，假如13年就及时调整，那可能到2015年产能过剩的局面就比现在好得多，没有及时调整造成我们现在去产能的压力就更大。我们的报告建议对“十三五”规划每年评估一次，要人大来进行审核，根据评估结果来调整五年规划的相关指标。

还有两个报告非常重要，第17期和第18期，我们的国有资本在市场上的价值，国有资本在股市价值比较高的时候到过40万亿，现在大概只有20多万亿，市场价值损失了很多，但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止损的办法。我们有好几个公司都讲过，像中国人寿、工商银行，因为企业的高管没有权力去出售或者购进，但考察两年内，央企上市的市值从20多万亿，涨到40万亿，又跌到了28万亿，前后增值和减值有30万亿的空间，增值的时候没有把钱收回来，减值的时候也没有止损，所以这么多的资本就完全在市场上飘浮，我们现在的改革一方面是让国企增加利润，降低成本，但是作为股东、出资人还要有责任来考虑资本的价值，这一次政治局深改组的会议上特别讲了有两个地方，可以说是第一次这么说，一是说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审计，把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并列在一块审计，不光审计企业运营，还要审计国有资本，而且后面还提出来，除了对所谓的高管，还要对出资人审计，针对的就是国有资本，因为出资人是对资本负责，高管是对经营负责，所以这次深改组的会提出这些看法，而且在国有资本这些内容里面又提出来国有资本布局的问题，我们从去年就提出来，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现在国有资本布局的问题已经提到了深改组的会议文件里面，我认为是反映我们国企改革不能眼光只局限在国有企业经营，还要考虑我们国有资本的增值和减值，所以国企改革既有企业经营本身需要改革的，也有国有资本增值和减值里面需要改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国企改革的一个战略推进。我们测算，刚才我说30万亿，只是央企上市的，把没上市的也上市，包括地方国企我们估计至少三倍90万亿，可以说我们改善经营，要想增加一点利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资本市场上，你稍微的做一下，可能收益两三千亿都不在话下，增值的时候能卖出一部分，在减值的时候及时买回来，那至少都是千亿数量级，国有企业要增加利润一千个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国企改革里面要特别的关注国有资本市场价值的变动空间，我们应该获得多少收益，当然你要是该做的不做，事实上也就意味着这部分你的收益就没有，实际上也就是损失了，所以我们第17期的报告国有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增值收益和减值损失应予重视，我们国企一共才多少利润？才给财政交多少钱？将来我们的国企还要划拨一部分到社保，要靠国企给社保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靠国企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国有资本在资本上增值的收益和减值的损失应该在我们国企改革里面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们这份报告的初衷。

但，同时我们有第18期，你要让国企的管理人、出资人代表，要想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收益，减少损失，你就必须给他们一个运行的空间，首先明确责任，过去我们对出资人是不考核的，市值损失了没有责任，现在就要考核了，增值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拿到？减值的时候为什么损失比别人多？所以这个应该是国企改革领域的一个拓展，不仅对国企的管理层，而且还要对出资人考核，同样情况下，增值多的是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增值少，说明工作水平低。不一定是故意的利益输送，就是工作能力的反映，在同样的资本市场波动下，工作能力强的应该增值超过别人，减值少过别人。所以我们这个报告就是给我们国企的经营管理者和出资人代表增加了他们履职的空间，什么叫流失？要有责任。我们确定只有是这种有利益输送的，那就叫流失，违法违规的就是流失，主观故意的就是叫做国有资本的流失，然后有一些非主观故意的，比如说市场价值变动，这个就是非主观故意。即使你拿到了收益，但别人拿得多，你拿得少，那你就是损失了。现在很多就是不作为，增值减值无所谓，不作为现象比较多，职责不明确，出资人有职责，一个是怎么考核，有主观故意的，违反法律的、违反制度的就追究你的责任，如果你要是违规的，就是行政责任，如果你既没有利益输送，也没有违规，那就是考核你的能力，谁做的多，谁增值的多，这样也可以提供一个履职的空间，同时对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要好好抓住国有资本在资本上的增值的收益和减值的损失，给我们的实际出资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一个工作的空间，区别开什么叫流失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什么叫损失不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行政责任，但是有能力高低的考核。这是第18期报告的最主要的内容，有了这个以后，这些正常要履职的出资人代表和高管层他们就有空间来做这些事，来完成他们的使命。

我们认为国企改革，总的来看，国企改革应该有三个大的板块，第一国家对国有资本的管理，这个也是需要来考虑的，第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国有资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比如说我们原来说的主要是两块，一块是要划一部分给社保，还有就是在我们原来报告里面，企业分了一类、二类、三类、四类、所谓四类就是财务投资，国有资本完全可以退出，二类、和三类就是降低控股成本，现在没有必要这么多，二类控股51%，三类相对控股就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节约出大量的国有资本，而这些国有资本在调整中间可以充实到一类国企，一类就属于国家必须要干，但是民营企业还不干的。像这样的项目，国家非干不可的，就从二、三、四类国有资本领域拿出来，补充到里面去，我们的看法就是要把其他领域那些不需要那么多资本金股份置换出来，补到这种项目里面去。现在我们认为国有资本调整布局既有大的调整，也有小的调整，国企改革第二大板块就是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现在一些酒店甚至高尔夫球场都有国有资本，这种都应该退出，这些领域的国有资本完全可以释放出来，把这个资本用到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去。第三个板块才是企业运营，所以我们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分成三大板块，以管资本为主的国家管理体制，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企业的运营。三大板块构成整个国企改革的整体方案，这两份报告是为第三板块提供空间与价值的。第一板块报告我们还没有完成，正在讨论之中。

最后我再说一下光伏的报告。完成的时间还是在几个月以前，我们在印刷还有很多程序的问题，但这个报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光伏行业发展的一个分析，这是对一个产业领域的一些意见，不是对我们这些人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提出来，现在我们中国的市场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我们名义上是全国统一的市场，实际上有很严重的地方割据，市场的分割，在表面上是看不见的，但事实存在，比如说光伏，像甘肃、像新疆的光伏弃光率很高， 40%以上，投资建设光伏发电站，但不让上网，电不能发，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权益问题，因为用了光伏的电，自己发电少了，税收就少了，就业就少了，咱们国家现在的制度就是要光伏发电，税收就业都在发电的地方，所以很多地方就是宁可自己建火电厂，也不用异地光伏的电。现在的光伏是战略能源，财政还要补贴，是国家支持的，但拿了钱，投了资还不让发电。现在除了光伏本身的发展，投资基金、金融机构在考虑投资的时候可以参考，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看，从光伏行业的发展空间，我们现在全国统一市场中间所存在的一些隐性的地方市场的割据，这一个从光伏报告里面我们分析的比较多，这就不是光伏一个领域了，很多领域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要长远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事，像欧洲，很多国家但是他们有一个制度，就是要统一市场，我们有很多的法律，美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但美国还有各州，所以美国宪法规定，凡是跨州的贸易由联邦政府来管，他们为了一个统一的市场，是有很多立法的体制来维持的，我们现在虽然说全国是统一的市场经济，但隐性的地方小市场还是很多的，这种不是发一个文说本地市场对外地封闭，而是通过很多具体的一些安排，这个问题现在表现尖锐，所以这个报告我们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光伏行业本身的发展，一部分是从光伏行业看全国市场统一建设这方面的问题，和以后如何来怎么统一推动建设问题。

许善达：我们研究院在选题目的时候与一些专家，与一些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块来沟通一下，觉得什么题目应该研究，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就是先定题目，定题目也不是我一个人定，一段时间大家沟通沟通，觉得哪几件事我们要研究，比如说刚才我们商量以后统一市场的有关问题是否能够确定一些题目，确定以后我们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就去收集一些有关资料，收集完了以后就把题目加上资料印成一个小本本，发给我们的这些学术委员和顾问，发给他们以后，一般来说大概一年要开六到八次的会议，就是把我们的题目在会上做一个讨论，有时候工作做的好一点，材料能提前发，有时候效率不高，到会上现发，大家再发表意见，讨论。讨论中间有很多不同意见，我们研究院有一个优点，参加讨论的学术委员和顾问有各方面的经验，有企业家的，有国营企业的管理层，也有民营企业的，也有各个系统工作的，有金融口的，有实业口的，有制造业，加上政府有关部门的，还有从事政治工作的，从事军事、外交、文化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所以我们的优点是视角比较宽，所以很多次讨论产生的一些创见，都是集中了这些人的历史经验、知识背景，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们从他们工作中间所体会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些建议。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开会，大家讨论发表意见，我们从中选出来一些观点，我们挑选出来的东西应该说是比较能够成立的，能够有创见，能够对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决策的有关领导部门有参考价值。然后我们把这些写成一个一个的特报，我们的报告有一个特点，我们的报告没有说报告的作者是谁，因为报告是集中了很多人的意见，我们不能说报告里面的某一句话是谁说的，但是写一个报告也不能没有人负责，所以我们的落款都是联办财经研究院，我们负责。如果说我们的报告写出去了，实践证明是错的，有关部门说你们的不对，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些责任都由我们研究院来负责，报告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我的，是我们集体的成果。这么一个团队，用这么一种方式来研究这些问题，像这些事我们得考虑一个运行的办法，要是不这样的话，就产生问题了，说你怎么不写上这个意见是我说的呢？如果争这个知识产权？那这个事就不好办了，我们讨论是非常放开的，我们在讨论中间，我们也没有媒体，也不报道，都是闭门的会议，但讨论后形成的报告，这个报告本身是公开的，大家来评论，送给有关部门来参考，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我认为只有一个好的讨论的环境，才能有更多的不同意见发表出来，在更多的不同意见比较中间，才能够判断可能哪个意见更符合实际一点，要公开讨论，那很多意见发表起来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这种研究成果的形成过程中，对于政策问题还有很多不同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一个研究院只有一种意见，这个研究院肯定干不好，所以我们的报告最后落款向有关部门报送的，在网上登的都是“联办财经研究院”，这里面实际上是包含了所有参加团队的人的智慧，他们的经验，他们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一些问题的设想，我们都希望能够最大可能的包容到我们的报告里面。这些报告我们都是非盈利的，报告完了以后都公开发表，也给有些部门送去，他们觉得有价值，那就是我们的收获，所以我们研究院的宗旨、目标、和我们运营的机制，我们想实现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为社会为有关领导部门为企业为关注我们国家这些问题的人能够提供一个把很多人的智慧凝聚在一起，能够形成的一些意见、建议、评论或者是判断，让所有关注的人能够收获一个参考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研究院的工作目的。